如果是九七前，香港經歷禽流感、沙士或武漢流感，香港政府的反應會怎樣？首先，是不會有這些疫病，因為英制政府守得很緊，不會發生這些病，而且也不會給這些疫病演變為恐慌。香港即使在開埠初期的腺狀鼠疫（黑死病），也沒有恐慌，在上一輩沒有形成好像九七之後的沙士的疫病記憶。
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假設討論一下吧。如果現在仍是英國殖民地，遇到新冠狀病毒在香港傳播，政府會怎樣做？政府的第一反應，當然是通報倫敦的聯邦及外交事務部（以前叫殖民地部），英國的部門會召集倫敦大學的亞非研究院、劍橋大學及牛津大學裡面關於熱帶病的研究專家開會審議，必要時也會邀請其他英聯邦國家的專家來參與，之後派出專家小組來香港研究，香港大學或瑪麗醫院的醫學人員從旁協助，給予本土意見，外國專家給了報告和建議之後，會留下一兩個人，之後全隊返回老家。香港政府收到專家小組意見之後制定政策，在開始的時候也許有外國專家在新聞發布會講一下，之後就消失了。政府全盤負責政治統籌工作，不會有大學的專家在指手劃腳，政府也不會借助這些外判的專家來推諉責任。
九七之後，香港政府無法取得過去英聯邦國家專家的意見，基於一國兩制，也無法邀請中國大陸專家來港。於是，本地大學和研究所就坐大，吞噬政府經費來做無謂的研究，一旦有什麼疫病，這些稚嫩的本地專家就出來作威作福，而且不懂得避忌政治。政府也樂得將政治責任推諉給袁國勇、何柏良這些日日發布疫情政治指導的專家。也就是說，香港在九七之後，在公共行政的規模上膨脹了，變成了國家，但香港並不具備多元化的學術派系意見。故此在防疫的事情上，香港不會出現英美或德國的派系意見平衡，而是港大醫學院和中大醫學院口徑一致，都是錯判疫情和毫無必要地嚴厲防疫。
香港撥亂反正之後，要大大削減毫無必要的本土醫學科研，將資源放在防治和保健工作之上。
#我從公共行政的專業角度，分析香港的防疫災難如何引致
#這些醫學財演在九七之前是不會有機會向民眾指手劃腳的
#這是香港在九七後的管治的結構性問題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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