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會選舉非法刊登廣告

其實我覺得該控告泛民港獨陣營的，就只有這條罪，其他都是不應該的，告得太重。這條罪才是恰當的、對症下藥的。戴教授的配票計劃干擾了2016年民主選舉的選民意願，而且在2019年還想再干預，實行35+的選舉計劃。

然而，2016年的立法會任期已經屆滿，現在的議會是中共臨時任命的，即使控告成功也無法挽回當年雷動配票計劃及其周邊宣傳的禍害了。

這就是香港的命運，被泛民港獨擺弄和糟蹋香港人的善心和鬥志，而大部分香港人至今仍不願意醒過來，因為無法接受一直被愚弄的自己，而明明自己是一腔熱血為香港。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10726/bkn-20210726113843618-0726_00822_001.html

Source: 陳雲

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10159255724317225

戴耀庭教授被香港大學當局解僱

關於戴耀庭教授被香港大學當局解僱，我是氣憤的。戴教授參與和平示威，是教務之外的事情，也不是他學術或道德有問題，不應該因此解僱他。

對於他的在佔中和初選及雷動投票計劃的政治判斷，我認為是錯誤的。但戴教授是法學教授，有政治判斷的錯誤，與他的法學學術地位無關的。

戴教授曾經在《明報》解釋「以法限權、以法達義」的高級法學概念，用法學知識支援公民抵抗運動，我是敬佩他的學術修養的。單憑這一樣，他可以在香港的公共理性和民眾法學教育建功留名。

我反對他發起佔中來消耗民氣，當年也與他談論過，認為沒有李柱銘、陳方安生一類的老前輩來做群眾談判代表是會失敗的（李柱銘先生很早拒絕了擔任談判代表，學聯這個可疑組織的青年頂上，就注定佔中是失敗的），但戴教授一意孤行，我甚為可惜。

對於初選，我批評過這是泛民干預其他選民的候選人選擇，也截斷了所有泛民候選人參加整個民主競選的程序來給選民觀察和投票，這是違反民主的。但戴教授要做，是他的自由，他的判斷。

在朋友道義上，我們曾經見過面，也親切交談過，但我是反對他的政治主張的，但我更加反對香港大學當局以參與和平示威的理由來解僱戴教授。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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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法治層次論」的最大誤解

我們要思考的是，行動會否背離公義，而不是行動是否違法。可惜現時香港對法治的論述讓分析方法走歪了，我們也看不到公義了，只看到冷冰冰的法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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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從來不是一個清晰的概念，但香港人一直想當然地認為香港是一個法治都市，是一種不可愛的天真。曾著有《法治心》的戴耀廷發起「佔領中環」，法治爭論突然成為主角，香港人才發現原來法治這概念並不簡單，而戴氏於《法治心》提出的「法治階段論」（或「法治層次論」）中的「有法可依」及「有法必依」反而造繭自縛，束縛了香港人爭取公義的決心。更無奈的是，「法治階段論」已經成為香港中學通識課程中關於法治部份的基本論述，開始根植於年青人的腦袋。如果無法理順爭拗，重新認識法治，爭取公義只會淪為口號，更遑論戴氏發起的公民抗命。本文旨在對各種對法治的理解進行討論，並從中摸索法治的輪廓，再以這輪廓駁斥現今社會對法治的誤解。

「法治階段論」的關鍵缺憾

戴氏以十六個字來表述由他歸納而成的「法治階段論」：「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這四個階段（或層次）無疑包含了一些法治的應有的元素，但作為一個框架來了解法治則有缺憾，而這些缺憾長遠會削弱香港人爭取公義的決心。

「法治階段論」的最大缺憾在於將公義抽離「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及「以法限權」等層次，然而即使套用戴氏的框架，公義在不同的層次上都有重要而必需的指導作用。在「佔中」爭論中，有學生問戴氏為何作為一個法律學者會主張市民犯法，戴氏的回應是守法只是法治的基本層次，公民抗命是屬於「以法達義」的更高層次。這種講引發兩個問題：一、在「有法可依」的層次，有不義之法律是否比沒有法律好﹖二、在「有法必依」的層次，我們是否依然必需守不義之法﹖答案顯然易見。

簡單來說，當我們在談及「有法可依」及「有法必依」的階段時，我們會假設那些不是壞的法律，但要判定法律的好壞，又不能擺脫公義，然而公義似乎在戴氏的框架裡只屬於「以法達義」的層次，即「法治發展的終極階段」（《法治心》，p.209），令「有法可依」及「有法必依」兩個層次脫離現實。這種粗疏的劃分背後美其名就是「每一層次都是緊緊相扣、相互關連。不然，法治只會變成『教條化』的代名詞」（《法治心》,p.66），實際上戴氏只是將公義擠出了「有法可依」與「有法必依」等層次，忽視公義在法律裡的主導作用，將四個廣泛的法治元素標籤成為四個層次或階段。

要將公義滲入法律的每一個環節並不容易，因為公義本身是一個具爭議的概念，甚至有後現代哲學家如德希達（J. Derrida）會認為公義是不能被經驗的，更遑論以語言來表述或定義。戴氏在《法治心》中幾乎將公義與人權劃上等號，但事實上第二代人權（Second generation human rights）中關於社會權與經濟權等範疇具很大的爭議性，例如怎樣才算保障居住權（right to housing）﹖我們應該用新加坡還是香港的角度去看﹖不過雖然公義這概念本身極具爭議性，但我們也不應忽視公義在法律裡的主導地位。

何謂法治﹖環看其他關於法治的描述及討論，實在鮮有將公義抽離。在 1959 年新德里召開的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Jurists 曾在報告中寫下立法機關於法治的關係：

The function of the legislature in a free society under the Rule of Law is to create and maintain the conditions which will uphold the dignity of man as an individual. This dignity requires not only the recognition of his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but als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ic,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which are essential to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his personality.

在立法機關一環，其使命是要支持市民作為個體的尊嚴，而當然尊嚴難與公義割裂。沒有這種支持尊嚴的使命，就算有法可依而且政府有法必依，也算不上是法治，而且永遠不可能發展到戴氏所講的「法治發展的終極階段」﹣「以法達義」。

至於聯合國對法治的看法是：

A principle of governance in which all persons, institutions and entities, public and private, including the State itself, are accountable to laws that are publicly promulgated, equally enforced and independently adjudicated, and 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and standards. It requires, as well, measures to ensure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s of supremacy of law,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accountability to the law, fairnes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separation of powers,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legal certainty,avoidance of arbitrariness and procedural and legal transparency.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The rule of law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societies" (2004))

聯合國沒有運用「公義」這具爭議性的字眼，但很具體地指出法治必需與國際人權標準相符。國際人權標準也是公義在現今社會的重要組成部份（國際人標準中有不少具議的部份，並不完全具體），這講法無疑也是指法律上每一個環節都必需符合公義，而不是抽空討論。

簡言之，戴氏最大的誤解是強行製造出「以法達義」的層次，而沒有指出法治由始至終都在每個大大小小環節都需要公義，換句話說，我們一開始要有追求公義的決心與意識才可能落實法治，而不能掏空公義來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及「以法限權」。

較普遍的理解﹣「法治條件論」

除了「法治階段論」，另一種了解法治的進路是「法治條件論」，這種方式較簡單直接，也是較普遍及易於接受的進路。簡言之，「條件論」就是羅列出法治的條件或原則，沒有階段與層次，就只是並列的條件。

前英國法官 Tom Bingham 在其關於法治的著作《The Rule of Law》中列出八個法治原則：

1. The law must be accessible and so far as possible intelligible, clear and predictable
2. Questions of legal right and liability should ordinarily be resolved by application of the law and not the exercise of discretion
3. The laws of the land should apply equally to all, save to the extent that objective differences justify differentiation
4. Ministers and public officers at all levels must exercise the powers conferred on them in good faith, fairly,for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 powers were conferred, without exceeding the limits of such powers and not unreasonably
5. The law must afford adequate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6. Means must be provided for resolving, without prohibitive cost or inordinate delay, bona fide civil disputes which the parties themselves are unable to resolve
7. Adjudicative procedures provided by the state should be fair
8. The rule of law requires compliance by the state with its obligations in international law as in national law

簡言之， Tom Bingham 列出的八個原則是：一、清晰且可預測；二、依法而非酌情；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四、權為法所限；五、基本人權受法律保障；六、提供有效的解決紛爭渠道；七、公平審訊、八、國家遵從國際法。

「法治條件論」是一種進路，而不同的法官、學者都會有不同的條件名單，例如法律學者 Joseph Raz 列出類似但不盡相同的原則：

1. All laws should be prospective,open, and clear
2. Laws should be relatively stable
3. The making of particular laws (particular legal orders) should be guided by open, stable, clear and general rules
4.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must be guaranteed
5.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justice must be observed
6. The courts should have review powers o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ther principles
7. The courts should be easily accessible
8. The discretion of the crime-preventing agencies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pervert the law

簡言之，Joseph Raz 的八個原則為：一、透明清晰；二、相對穩定；三、立法原則清晰透明且穩定；四、司法獨立；五、有目共睹的自然公義；六、司法機關審視各個原則及其落實；七、法庭是可親近的（人民不用付昂貴的法律成本、法律程序不是無止境的長等）；八、打擊罪行的組織（例如警察）擁有的斟情權不會傷害法律的原意。Joseph Raz 同時認為這八個原則並不完全，因此第六個原則才會要司法機關審視各個原則，保護法治。

不論用 Tom Bingham 還是 Joseph Raz 的論述，都沒有清楚列明公義在法律裡的地位，但也沒有像戴氏般故意將公義抽離法治論述，例如 Tom Bingham 有明言法律要保障基本人權（這是戴氏講的層次，是原則），這是較接近公義的原則；Joseph Raz 的第六原則指司法機關要審視各項法治原則及其落實，似是要依靠法庭的公正來確保法律可以做到公義，當然他要先假設法庭是公義的。

從他們的進路看，我們看不到「以法達義」的獨立「層次」，倒是看到法官與學者對法律本身的正義有一定認同，然後盡力維護。可是，為什麼法官與學者可以對法律本身的正義有認同﹖我認為是因為民主制度與文化。歐美在建立法制及爭取人權方面有悠長的歴史，而在爭取的過程中做成一種重視公義的文化，而這種文化雖然不會明言，卻在背後默默地推動着法治。然而，香港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由英國移植過來的，而《基本法》也是在回歸前「憑空」製造出來的，我們沒有將民主制度及文化移植過來（也移植不來），讓香港的法治有如《笑傲江湖》裡林平之未入華山派時練的《辟邪劍譜》，有形無實。

形而上下之間的辯論

文章雖長，但要表達的並不複雜﹣法治的重心由始至終都是公義，香港在這方面較薄弱，因為香港的法制是在殖民時期移植過來的，而《基本法》也沒有歴史基礎，所以公義概念基本上在香港法制裡缺席了，雖然我們還有一定的人權觀念。

回歸多年後，我們對很多港人一直享有的人權的信心逐漸剝落，多少反映了我們對香港的法治迷信，忘記了公義才是法治的重心。回心一想，要保障人權自由，真的憑法律就可以做到﹖在沒有民主的地方，政府可以用盡各種手段打壓自由，就算我們奉公守法，自由還是一片一片地剝落，究竟我們要守的是法，還是公義﹖如果守法就是守法達義，為什麼有守法傳統的香港的自由會愈來愈少﹖歐美的已發展國家有其文化歴史，對法治裡的公義（包括人權與自由）有一種想當然的放心，香港沒有這根源，對法治的迷信大概是來自我們對殖民時代後期風光的回憶與迷戀，而法制已漸漸淪為一部沒有公義推動的空轉機器。

戴氏的「法律階段論」正是將那種迷信理論化與具體化，於是建立了與公義無的「有法可依」與「有法必依」具體層次，然後將公義放在獨立的「以法達義」層次。換言之，戴氏的理論設定反而證明也放大了香港法治的根本問題。

從這個脈絡看，在「階段論」中，「有法可依」與「有法必依」兩個層次是容易被理解的層次（但不合理），而「以法限權」與「以法達義」則較抽象（前者涉及權而後者牽涉公義，都不是容易處理的概念）。戴氏將公義擠出「以法達義」以外的層次後，「有法可依」與「有法必依」兩個層次幾乎變成香港市民老嬬能解的法治定義，至於最後兩個層次則被冷落。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當戴氏在推廣「佔中」的公民抗命概念時，絕大部份反對者都將討論重心拉回最形而下的「有法可依」與「有法必依」之上，即指法律學者不應鼓勵市民犯法，也有的批評指「以法達義」中的「公義」不容易定義，因此要回到「依法」的根本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及《文匯報》對戴氏的批評正是當中的表表者。

換言之，以戴氏的框架去看，關於「佔中」與法治相關的爭論變成了具體層次與抽象層次之爭，也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與「以法達義」之爭，而後者在香港的文化裡必然落入下風。

由始至終，我們要思考的是行動會否背離公義，而不是行動是否違法。可惜現時香港對法治的論述讓分析方法走歪了，我們也看不到公義了，只看到冷冰冰的法律條文，例如當有泛民組織提出普選提名方法時，中央及建制派第一句往往是「不符合《基本法》」，但如果從公義的角度看，問題不單在於是否符合基本法，更在於究竟《基本法》關於普選的部份是否符合公義，以及為什麼《基本法》與國際標準相去甚遠。不過，在「有法可依」與「有法必依」的束縛下，這問題似乎無人會問了。

法律不能完全代表公義，「以法達義」更加不是什麼「法治發展的終極階段」，香港需要的是重新了解公義，以義製法而非以法達義，更不是將公義從法律剝離，將「犯法」與「犯罪」劃上等號。

Source: 言士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825-notes-hkcritics-legislature/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8%A8%80%E5%A3%AB/%E8%AB%96%E6%B3%95%E6%B2%BB%E6%B3%95%E6%B2%BB%E7%BC%BA%E5%B8%AD%E7%9A%84%E6%B3%95%E6%B2%BB%E9%A6%99%E6%B8%AF/372888489505036/

為何我一早判斷，戴耀廷和民主派的佔領中環行動，是一場禍港殃民的鬧劇（farce）？

為何我一早判斷，戴耀廷和民主派的佔領中環行動，是一場禍港殃民的鬧劇（farce）？因為我是熟讀馬克思的老左翼。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年發表）說，「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近代中國出現過兩次革命，辛亥革命和共產黨革命，兩次都是失敗的，都不能為華夏締造共和。然而，兩次都是有思想準備和群眾動員的暴烈流血革命，要承繼這些革命，是極其困難的。第三次華夏的革命，必須採取東歐的布拉格之春及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的方式，即是不合作的公民抗爭運動及民眾暴力威懾的雙結合的行動，才有可能成功。這是非常講究思想整理、群眾動員與海外聲援的行動。放在香港，這種行動，只有在本土政治成熟、相當數量的民眾覺醒之後才可以發動。目前，香港的民主派與社運人，只是美帝國主義在香港的政治代辦，他們根本不想本土政治成熟起來，也沒有政治意志去做任何革命。寄望他們為香港爭取民主，是痴心妄想。他們只能在香港發動一次次賣港賣國的政治鬧劇，令往後的革命障礙和革命成本，愈來愈高。

Source: 陳雲

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1015144984972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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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四個層次

林瑞麟局長說若香港法治受損，他不再做局長。現在他仍是局長。梁愛詩司長多次強調特區政府尊重法治，但香港也有法律界人士說香港法治已死。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分歧呢？在最近有關補選行政長官任期的爭議中，特區政府採用了中國法律的理解方法改變了立場，而很大可能人大常委會再次釋法。香港法治是否受損亦是今次爭議的焦點。

要明白香港法治是否真的受到威脅，我們就得先明白法治的四個層次。

法治第一個層次是「有法可依」。要有法治就必須先有法律。香港法律源自英國普通法，所以大體法律是完備的。中國經過文革時期的無法無天，在1979年開始法制現代化建設。經過20多年努力，大致上也達到「有法可依」的階段。

高一個層次的法治是「有法必依」。不單要有法律，而且法律是執政者的主要管治工具，以法律來達到管治的目標。香港自70年代設立廉政公署，清除了政府的腐敗貪污，政府官員「有法必依」的法治傳統得以逐步建立。中國在79年後已在這方面開展大量工作，但離完全消除政府官員腐敗貪污仍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更高的第三個層次，是「以法限權」。法律已不單是執政者的管治工具，它反過來要規限執政者的權力。基於權力會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所以要以法律來限制掌權者，避免出現濫用權力的情。公眾亦可根據法律的條文清楚知道政府權力的界線和自己的法律權利；並可依據法律計劃自己的行為以避免觸犯法律。

但要達到「以法限權」，法律條文的意思必須是相對上清晰的，亦不可把任意的權力賦與政府官員。若條文的文字意思是清楚的，那就當依據條文的文字意思來理解，不然無論是政府官員或公眾都無所適從，也會製造機會讓官員以各種藉口濫權或基於政治考慮超越法律定下的界線。此外，若公眾認為政府違法，可以向獨立的司法機構提出申訴，由法院經過公開的聆訊及訴訟雙方陳述論據後，作出公正和不涉及政治利益的裁決。

以法達義 最高層次

現在我們爭議香港法治問題，其實是大家在說不同層次的法治。特區政府說的只是「有法必依」。明確的條文意思可以被一些從天而降的立法原意推翻，公眾再不能相信自己理解法律條文的一般常識。人大常委是一個非司法性的政治組織，但卻有權對法律條文作出最權威和最終的解釋，且是不經公開的聆訊及爭議雙方陳述論據就作出的。它更很容易會以現實的政治需要來解釋法律，把法律條文的意思隨意扭曲。

這與「以法限權」的要求相差甚遠。這也是為什麼香港有些人認為香港法治正受到嚴重威脅的原因，因他們是以「以法限權」這層次的法治來為香港的法治定標準。

平心而論，在不涉及中央政府政治考慮的問題上，特區政府在「以法限權」這層次上還是可以的。問題只是一旦觸及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就降低了對法治的要求。至於中國憲法所說的「以法治國」，其實只能達到「有法必依」的層次，遠還未達「以法限權」的要求。

法治最高的層次是「以法達義」。「義」是指社會公義。這包括三方面。一，人們的基本人權如言論、結社、集會等自由得到保障；二，市民享有選舉代表他們管治社會的政府官員的政治權利；三，社會弱勢社群能享有最起碼的社會資源。在這「以法達義」的層次，即使香港也只是在第一方面做得較為理想。在第二及第三方面，香港離理想還遠。若中國連「以法限權」還未達到，我想我們也不用說中國在這層次能達到多少了。

香港人要思索：我們要的是一個什麼層次的法治？我們是否只滿足於「有法必依」？即使面對中央政府的政治考慮，我們是否要求我們的特區政府仍要堅持「以法限權」？香港是否仍要繼續發展以臻「以法達義」的法治最高境界？

Source: 戴耀庭
http://www.inmediahk.net/node/2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