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宏福苑大火災，揭露香港制度之潰敗

 

圖一、宏福苑沖天大火災。法新社照片。

（按：文章第一部分是今日我在面書的公開帖文，粗體字是會員區的補充。）

星期四講道。施工的時候，工程監督去了那裡？安全主任在做什麼？住戶初步揭發問題的時候，有無報紙跟進？往日香港報紙與電台烽煙節目的言論深化成為輿論，消息追查與偵查變成轟動新聞的過程，去了哪裡？香港目前仍剩下多少份日報？九七之後的第一屆特區政府，主力與民間社會共同建設的社會管治/善治（social governance/good practices）去了哪裡？當時政壇都知道民主進展有限，故此官民共識是推進social governance而不是democratic government。刑清政簡，避開民主過程的動員耗損和民主結果的政治福利主義，這反而是香港得以持續繁榮的基礎。我在特區政府服務的時候，親見政府部門邀請香港大學的陳祖為、嶺南大學的許寶強等教授來講解善治和民間社會/公民社會/NGO的建設，用模仿美國的社區會堂諮詢會（townhall meetings）那種細緻的討論，建立公共理性，用審議式的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來補救當時香港沒有全面民主之缺少。當時，政府是默認香港缺乏民主的，也知道其弊端而必須要修補，於是向學者請教。

自由之傳媒，開放的言論，放肆的議員，廣譜的政黨，一向是維護香港自由開放及言論監督的基礎。是否全面民主，於現代制度之維護其實並不真的重要——全面民主之政體如果社會不自由開放，腐敗無能的甚多，美國也不能例外，但香港卻可以倖免。自由開放的社會基礎（social infrastructure of an open society）才是香港最重要的國際城市本色（cosmopolitanism），比起紐約、倫敦與巴黎，舊日香港毫不遜色！港台的吳明林、商台的黃毓民和鄭經翰在電台的輿論角色和監督作風，在民主自由的外國也少見，長毛、大舊和阿牛等人的示威，無日無之，令香港有示威之都的美譽/笑名。

傳統中國謂之清議與諫諍，「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北宋名臣范仲淹的《靈烏賦》），乃中國之優良士人傳統，在香港過去是有展示的，大家仍未忘記，只是有口難言。

如今政府用國安法及國安法的司法手段來震懾反對者，妨礙政府管治威信和所謂「軟對抗」成為模糊的罪名，國安法由原本的反對分裂及顛覆，變成政府怠惰的護身符和免死金牌，動輒以言入罪，批評視為詆毀，追查視為挑釁。我年紀也大，但學問而言，仍屬於晚輩，甚至是少年，目睹前輩紛紛歸隱或仙遊，只能草草數言，一心退藏，閉門讀書，不盡談了。阿彌陀佛。

圖二、由大埔五級火警所產生的棕灰色火成雲(Cumulus flammagenitus)。大埔，20251126 1752時。

火災原因之科學與玄學

科學而言，火災的起因是圍繞總共八座的屋苑大廈的竹棚的圍網無用防火阻燃物料，變成火網，另外，工程人員為防住宅單位被外牆水泥層鑿開的石子擊中，全部在住宅單位窗外封上發泡膠板，遇到火燭，變成每家每戶的「火引」，而且釋出毒氣，加上八座大廈同樣處理，蔓延之後同時燃燒，大廈之間的風廊（breezeway）捲入氣流，形成火井效應。工程準確地做錯，恐怖過諸葛孔明的連環船計，加上乾燥天氣（相對濕度大概20%）和大風，火乘風勢，大廈三十一層高，消防處的水車只能噴到十九層，大廈的消防喉無水，故此無法灌救。低層初初著火的時候無警鐘鳴叫，也令眾人即使在大白天也無法及早逃生。此外，懷疑宏福苑在二〇二四年安裝了住戶智能電錶，這種電錶有鋰電池，燒着之後爆出高溫的熱熔液，當然這尚待調查證實。

是次火災，與竹棚無關。網友說2017年倫敦的Grenfell Tower（72人死亡），2010年上海大火災（58人死亡），都是用鋼棚架。是次宏福苑火災，首先是與塑膠圍網及發泡膠板在外牆封窗戶有關。

玄學而言，宏福苑的宏福與洪福相通，用字的吉利意思過盡，物極必反，是不好的。沙田的廣福邨就可以，將現有的福廣大一下而已。恭賀老人也不能說洪福齊天，只能說福如東海，因為滄海桑田，東海有一日是會乾枯的，齊天就是欺天了。今年九月二十三日，台灣花蓮光復鄉的佛祖街因馬太鞍溪的堰塞湖溢流而遭受泥水重創，我就與同道說，用佛恩街、佛光街都可，佛祖街是妄稱佛名，不吉利的。

此外，當日有人看到虹雲貫穿香港天際（見圖），虹雲貫天，是不吉之兆。也有網友說著幾日一直聽到低頻長嗚的聲音，令人煩躁。「朝早夜晚都有，好尖 eeee 聲，閂咗窗都聽到。一出SYP/HKU站就聽到，尖到好頭痛。」這些都是異象。

我個人而言，雖然昨日傍晚我在家可以做救火災度母來救護大埔火災，不過我不做了，時間也太遲。傍晚去了看租盤，尋覓新的會址，跨區看了五六個，但不是座向不好（向內巷或向西），就是租金昂貴，故此作罷。途中聽到商場的街坊說大埔大火，但不知內情，以為只是某個住宅起火。回家疲憊不堪，看新聞才知道是沖天大火災，但已是晚上八時，雖然神力可救，但也無謂干預了。十一月十四日，做了救獸難度母救熊難（會員區報導），我再病了一場！好彩之後日本至今無再出現熊咬死人。熊難發生在日本，本來與我無關，但見到受槍傷的熊反咬八十歲的老獵人，冤冤相報，我於心不忍，於是做了救獸難度母法。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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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徵費評論與的士牌照回購芻議——官民互動的美好經歷

 

圖、垃圾徵費擱置的經過。

昨日在面書和會員區寫的文章，是新聞引起的，後來與朋友網上談話，於是寫了篇短帖文，引來各方網友評論，之後我回應和編輯帖文，使它成為周詳可行的建議。這是網上做的審議式民主，雖然只是民間做的，也有若干的民意代表程度。

這不禁令我回憶起當年在政府做民政和文化工作時候的美妙經歷。當年是第一屆特區政府，江澤民做總書記，給予香港極大的自治權，會見董建華特首的時候，大家坐在沙發，會後有公開記者會，接受質詢，規格一如接見外賓。

當年我在民政局，政府知道一時無法擴大直接選舉，唯有做民主的內容工作，於是中央政策組向香港大學的陳祖為博士請益，採用他建議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做法，將改革的議題公開諮詢，開社區論壇（類似美國的town hall meeting）、寫報紙文章和網上帖文來收集意見，之後變成合理和可行的建議。審議式民主不是代議制民主（由選出的議員代理民意），也不是直接民主（全民公投），而是給予民眾足夠的資訊和議題刺激之後，吸納民意和編輯為政策意見。這本來是議員辦公室和傳媒可以做到的，但它們比較有政黨利益和媒體的時事焦點限制，前者不夠全面，後者不夠持久，故此政府做的、或委託民意公司做的審議式民意研究，是必須的工作。

這種做法，我離開政府之後，在公共利益攸關的議題，也會在網上發文或報紙寫文之後轉貼網上，收集意見和回應，之後修訂出合理和可行的建議。本土運動、城邦論，乃至最近的垃圾徵費評論，都是成功的例子。

垃圾政府評論，我先是在網上發表有立場、有議題焦點和若干煽情的意見，評論垃圾徵費和走塑，先後播出三段短片，從政治、事宜和保護本國經濟的立場來評論垃圾徵費：

 一、垃圾徵費培育國民意識，港獨議員（朱凱迪）一度全力出擊，2024年1月23日

二、環保思想已經過時，垃圾徵費妨礙復甦，2024年3月8日

三、環保是先進國家的產品換代戰略，香港要跟人玩垃圾徵費嗎？2024年3月14日

其中，一月二十三日的第一條片是最尖銳的：為什麼香港要先於祖國大陸推行如此激烈的垃圾徵費呢（北京只是略為試驗）？為什麼港獨議員朱凱迪如此用心推動呢？為什麼台灣這麼標榜自己有垃圾徵費呢？垃圾徵費與建立獨立國民意識有什麼關係呢？

隨後，很多網友和面書專頁不斷探討這些議題和發表意見，開始揭露很多環保團體是收了政府經費來做循環回收，也有網友拍照證實所謂回收也是丟進一般垃圾車運到堆填區而已。四月，政府推出試行計劃，令民眾親身經歷政策轉變之後的利弊，之後收集意見。

四月八日，第十屆中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在明報發表文章，認為垃圾徵費是激進泛民提議的，不應該跟從。他的四點回應之中的頭兩點，很多是我三條短片的議論：

//其一，備受爭議的垃圾收費當年由激進反對派提出（他們當中部分人還在監獄裏），是上屆政府在泛政治化環保的高壓下訂出的政策，從一開始就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其二，先行先試的亂象反映香港社會還沒準備好，現階段不適宜推行垃圾收費；建議政府在試行期結束後重新考慮是否將其押後或完全停止，最重要是盡快擱置有關爭議。若任由垃圾收費爭議耗費社會精力，干擾政府聚精會神謀發展，並不符合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期望，相信也不是中央希望見到的局面，因這不符合中央的希望和要求。

三，政府擱置的是垃圾收費爭議，不是環保大原則。香港要堅決擺脫環保道德綁架，下決心走一條符合香港實際的環保與發展的可行之道。第一步應先做好回收工作，在其取得全面認可和成功後再採取其他措施。//

盧文端的評論是合理的，特別是他說香港要堅決擺脫環保道德綁架，據傳他也是習近平主席的朋友，但未能證實。如此，大致垃圾徵費計劃就收檔了。

整個垃圾徵費的網上討論，令民眾醒覺環保業務的money line和國際商業的鬥爭，大家是愛護環境的，但不是用立法強制和強逼產品換代的方式。這可以算是一場有意義的審議式民主，即使在港區國安法和二十三條立法之後，也可以進行，而且官民互動、香港地方與中央的港區民意代表互動，在民眾得到更多資訊和試行計劃的親身經歷之後，取得合乎香港整體利益的政策決定——擱置垃圾徵費計劃，令香港避過一劫。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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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再收回地方財稅權——備戰、防獨立，還是割地方政府的韭菜？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爭議的地方與中央財稅分配，在一九九四年訂立中央與地方的分稅制，在二〇一八年做過一次調整，今年開始，非稅收的地方收入要上繳中央。新華社北京在六月五日公佈，財政部、自然資源部、稅務總局、人民銀行聯合發布通知，宣布將由自然資源部門負責徵收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礦產資源專項收入、海域使用金、無居民海島使用金四項政府非稅收入，全部劃轉給稅務部門負責徵收。自然資源部（本級）按照規定負責征收的礦產資源專項收入、海域使用金、無居民海島使用金，同步劃轉稅務部門征收。

自今年七月一日起，在河北、內蒙古、上海、浙江、安徽、青島、雲南以省（區、市）為單位開展徵管職責劃轉試點，探索完善徵繳流程、職責分工等，為全面推行劃轉工作積累經驗。

不准各部門截留稅金之後上繳一些，現在統一徵收，是破壞各部門的行政自主，增加了中央集權趨勢。Revenue is power，歲入/財政收入就是權力，中央收回權力，中央的錢也會多起來，權力也大起來。然而，福利、醫療、教育等任務卻由地方承擔，故此地方很難收支平衡，很多地方政府已經破產、欠債或無法發薪水與公務員。

財稅的統一匯報問題，該在建國時期做好，可惜沒有做。現在各部門已經用這個截留取得自主權和問責性，比較靈活應付各地的特殊環境和企業要求，本來是好事，現在又中央集權了。鄧小平容許地方截留稅收和發牌、賣地等收入，雖然助長貪污和高低價政策，但弄得地方處處靈活，現在被習先生打爛了。地方財稅自主，這是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與歷代王朝郡縣或民國集權的進步之處，這是五十年來中國沒有民主但可以略有自由開發和經濟繁榮的原因。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縣靠賣地、開闢工業園區、批租土地而活動收入大增，可以運用財稅自主性，變成縣與縣之間的靈活競爭，是開放改革的成功要素，以前張五常教授判斷過。民主制度就是地方可以制衡中央的制度，制衡最大的工具就是稅收在地方政府手上，這是共產黨在改革開放的時候，模糊地做對了。

現在習近平做的方法，是準確地做錯。非稅收的收入上繳中央，由中央做大事，卻妨礙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和土地規劃權。這是準確地做錯。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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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門河堤又換麻石，新自由主義蠶食公帑，民主政治至此失敗

邊行邊講，文化小沙龍。

民主政治是處理兩宗大事：

一、限制政府權力

二、減少及監察政府財稅

新自由主義之後，全部崩潰。政府權力籍着公共服務而加大，部分公共服務給財團承包，財團回收他們的稅捐，政府稅收不足，只能借貸，之後是經濟衰退，政府增加發鈔度日，增加的中央銀行鈔票流入財團的大筆借貸，購買股票及房地產，再度剝削小市民。

目前我們進入的是經濟衰退期，香港這類無用的工程會無日無之。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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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民主，沒了自由：民主與自由不是兩相匹配的，在當代甚至是互相為敵的

 

見到那些台灣小確幸的漫畫家在繪畫電槍虐待自覺不須戴口罩的老人（中外的醫學報告都證明口罩無助防疫！），就知道這個所謂民主社會的真相：無德。

無德者，無智。故此台灣並非一個理性社會。

我在《香港普選制度研究》的前言寫過，民主由於有人人平等的假設，故此人民會交出自由和品德，甚至交出理性（自由、品德和理性都是不平等的），以求齊一。

民主如果沒有警惕，其災難甚於王朝君主統治或共產黨極權統治。

節錄一段《香港普選制度研究》第一章的開場白，目前是初稿，幾個月整理之後刊行：

近代中國的「民主」（英文Democracy）一詞，概念來自歐洲，原指由人民來統治，在全體人民具備資格參與政治的群體內，行使平等參與、平等選舉，並且在輪流執政或選出的代表之間，平等議政及平等投票。先是精英的群內平等，古希臘及羅馬時代，獲准參與政治的群體的人數較少——一般限於有資產、軍功或世家子弟的自由市民，他們可以平等參與及論政，將所謂精英意見兼容並蓄，而且由市民集體負責。

民主的精粹在於平等，而平等必須齊一，齊一即失去自由自主、散漫自在，甚至壓制德行與理性，因為自由、德行與理性都有個別的條件的，不是平等享有的。在古代，平等是約束貴族，貴族有宗族及莊園為自由喪失之抵償。在現代，平等變了約束平民，強求齊一，平民在現代社會資源匱乏，並無宗族及莊園為自由之抵償。民主在古代約束貴族，令其言出必行，法出必依，令貴族成其貴；民主在現代約束平民，令其無所言而必行內閣總理之言，無立法之權而必依國會任意所立之法。民主在現代是異化的、壓抑性的，而且為了保護不是世襲貴族的所謂尊貴內閣部長和總理、總統，賦予此等權貴之人以免責權、猶如君王之赦免權及免起訴權，且有現代軍隊警察保護及情報特工服務，又有大學及媒體為之宣傳和迴護。

孟子在〈滕文公章句上〉篇如此回應主張平等的農家之士許由：「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語譯：「物品的好壞不齊，是自然之情，以彼此的價值，有的相差一倍或五倍，有的相差千倍甚至萬倍；你卻把他們強比齊劃一，這簡直是擾亂天下啊！試想大鞋和小鞋同一價錢，誰還肯作那大鞋呢？要是依照許子的學說去做，那無異是率領天下的人去做欺詐的事了，那裡能治理國家？」這是中國在戰國時候的討論，雖然是諸子之間的討論，也警惕了平等思想引致舉國上下欺詐的危險。「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惕。」（Eternal vigilance is the price of liberty）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美利堅合眾國第三任總統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傳說講出這番話。這是一八一七年以來一直誤傳的傑佛遜金句，這句話的原來版本，警惕意義更大：The condition upon which God hath given liberty to man is eternal vigilance; which condition if he break, servitude is at once the consequence of his crime and the punishment of his guilt. 漢譯：上天予人自由的條件是恆久的警戒，若違此戒，奴役即來，這是人犯罪及內疚之懲罰。若以中國的天命授予聖王、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哲學仁王觀念來看，民選元首之制度乃僭越天命，也不是賢能政治，而是從眾為主（下議院/眾議院）、從賢為副（上議院）之政治，故此民眾必須恆常加以警戒，在位之民選議員及元首更要知其位乃僭越天命而來，必須戒慎恐懼 。

民主與自由之間，不是必然匹配的，我們爭取用民主制度來解決王朝崩解之後的中華大地的政權的時候，要恆常加以警惕。

英治時代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有限度服務的、良性的不干預自由的政府，這種小政府，加上香港的特殊歷史條件和地理優勢，是香港人民賴以享受自由和香港經濟得以繁榮的基礎，在主權移交前後受到政治擺弄而變成官僚主導的、過度提供服務以至法令滋彰的、酷吏擾民的和妨礙經濟民生的大政府，在九七之後，特別是二〇〇三年五十萬人大遊行之後，香港特區政府收緊了民主參與，但換來的不是人民自由和良政善治，反而是人民自由的收緊、經濟發展的箝制、官僚體系的膨脹，以及用福利來收買民意的費用的龐大開支。須知道，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不是從專制封建的農業社會來的，而是從中上環和九龍商業區的商貿金融而來的，為着令到主權移交之後的香港特區政府承受莫大的政治負荷，英治政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擴大了公共服務（大建公屋、學校、醫院等等）、民意諮詢和民主參與，也為貧困弱小提供福利照顧而取得政治認受性，任何自由的剝奪、民意的窒礙、民主參與的削弱，都要用福利收買來補償、來維繫民眾對政府的認受性，這將提高政府的經費，也提高了伴隨着公共服務增加而來的規章管理。前者要用高地價政策來創造收入，令樓宇借貸和供款的中產成為樓奴，捆綁了人生規劃，增強他們對職業和僱主的粘附，後者削弱了香港人民處事走位的靈活性和積極性，形成壓抑自由的社會規訓（social disciplining）。兩者合起來，將香港人民靈活變通和生動活潑的民性（ethos）虐殺，令香港人不成其香港人。在九七後上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首任中聯辦主任姜恩柱當年就曾說過，香港是一本很難讀懂的書，但他願意去認真體會。二〇一〇年三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全國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首次闡述香港存在的深層次矛盾。答案庶幾在我們上面一段話吧。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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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特朗普vs拜登之懸而未決

評特朗普vs拜登之懸而未決。

民主起碼有戲可看，而且看戲的人和評戲的人不會被抓入監牢，做戲的會被投入監牢。這就是民主優勝之處。

共產國家是做戲的人不會入監牢，評戲的人會入監牢，看戲大笑的人被勞改，只有sleepy audience可以苟存。

——國師評論美國的選舉鬧劇和拜登傻人做戲參選。《民主戲一場》，陳雲著作，2007年。此書市面難尋，讀者可pm華夏聖言出版社面書專頁聯絡代售。

Source: 陳雲

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1015864876796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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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美國超級英雄誕生：Shutupman

新的美國超級英雄誕生：Shutupman。

美國大選辯論結束不到半天，大量周邊產品已經應運而生。雙方都自稱表現大勝對手，對於那些沒法坐下看足90分鐘的選民來說，那些極速剪輯出來的精華片段便大派用場，不問據理力爭，但求討個過癮，效果就跟那些香港政客「邊個KO邊個」的網片有異曲同功之妙。不同的是，民主演替發展下去，官仔骨骨的辯論小王子形象已顯得過時，夠嗆夠鬧才是致勝之道。

「特朗普今次的策略怎樣怎樣……」新聞愈是正經八本分析便愈顯得滑稽，難道他們真的認為特朗普有策略可言嗎？有的，就是隨機應變，他打從開頭便拒絕了競選團的備戰要求。傳媒批評特朗普無理，更無理的是他們強要在無理之中找出個理來，連刻意打斷也稱之為策略。這讓我想到由唐英年以降流行於香港政界的辯論「公理」：「而家係我主場，輪唔到你講嘢。」若然對方還要駁斥，主持人便會強行關咪，大家都覺得這樣做法合理，是嗎？因為小學老師教過，大家要遵守規則，不是嗎？然而，主持華萊士為甚麼沒有關掉特朗普的咪，讓拜登完成他的發言？公開辯論環節不是要等雙方完成2分鐘發言才開始嗎？若換成TVB或港台主持的話，情況將會是這樣：

主持：「總統先生，這是最後警告，你再是這樣我就要關掉你的咪囉。」

「你應該給我回應……」

嘟……

主持：「副總統先生，請你繼續發言，繼續計時，你還有30秒時間。」

「他瞞稅，他沒有公開他的稅單……」

主持：「拜登先生，現在的主題是疫情問題，請你返回主題……」

以中學辯論比賽角度來看，香港的做法當然較「理性」、「規矩」，利用計時器和分階段環節讓每個參加者享有均等的發言機會，但為甚麼在美國上演的卻是另一套？答案很簡單，因為他們是政客，而不是中學生。選民當然看得到特朗普打斷對方說話之野蠻，但若然華萊士強行關咪，野蠻的就變成主持了，因為他用規矩野蠻地擺平了野蠻，剝奪發言的自由。怎會命人守規矩反而是錯，要任由他破壞才是對呢？

這就是重點所在，這是選舉辯論，而不是辯論比賽。規矩的凌駕，就是對政客的矮化。如果政客凌駕規矩，觀眾自會矮化他們，用選票來反映，但若然是禁止他們凌駕，那麼矮化他們的便不是他們自己，而是主持了。用規矩約束個別候選人，主持便有干預自由和選舉之嫌。所以，華萊士這個位置難做的地方在於他既要控制得住場面，又不准用規矩壓人，只能善意提醒，不能徇理枉法。因為打斷了A的打斷，便會構成對B的偏幫，維護規矩事小，破壞公允事大。結果，華萊士事後就被指斥他多次介入，都幫助了拜登解圍。

美國選民想見到的，就是主場瓦解，各方可以自由對等地互相打斷和爭辯。候選人所指望的不是主持給他發言機會，而是靠自己主動爭取。香港的做法則相反，透過平均主場時間大大壓縮了自由辯論的空間，透過主持干預幫不擅對駁的候選人獲得發言優勢，假借理性辯論之名，減低選民想看的東西，剝削候選人表演的機會。何者為重呢？在華人世界，定當以規矩為重，但在美國的選舉文化，寧可無規無矩，也不可破壞原汁原味。

這樣才可以理解為何拜登叫人shut up會被人放大——shutupman之惡遠超於interuptman。

Source: 作者

https://www.facebook.com/972393926144079/posts/3584187784964667/

民主制度不是權力分立，那只是將暴政分開幾塊而容易執行

西方民主制度的權力分立的惡果，是法官控制了憲政，而不是國會控制憲政。

法官是誰？

在沒有王室的國家，法官是王，而且沒有連任限制而且不受彈劾罷免的終身王。

在沒有王室的國家，法官有時是神，例如美國的聯邦法院法官詮釋美國憲法，詮釋同性婚姻是美國憲法草擬時期的婚姻的定義，可以穿越時空去到華盛頓時期，理解當時立憲者的心意，於是繞過國會的討論和表決，給予合法化。

當今世上民主政府濫用防疫的人權危機，是因為民主制度已經破局。你看現在西方所謂自由國家的那些封城禁足的行政命令，就是民主制度已經毀壞。現在這些行政命令，政府用極其荒誕的原因來囚禁全民，希特拉、斯大林、毛澤東也不能下的。過去的暴君只能壓制階級敵人或敵對種族，但不能壓制所有庶民。現在的民主制度，做到了！

——我在《香港民主制度研究計劃》思考的問題。在權力分立的問題上，我是國會至上派。既然限制了王權或取消了王權，就要由國會主宰憲政，而不是由法官。法官至上，是中世紀神權的遺留物（你看他們的拉丁文和黑袍假髮就知道），法官至上，是賢人政治，然而貴族清議在現在已經消失，故此法官是神權。在美國的憲政，是法官至上，故此美國是假扮現代的中世紀國家。

當今最大的危機，是運行已久的憲政民主制度已經腐爛，需要改造。現代民主制度由自由經濟/資本主義而來，也被自由經濟/資本主義騎劫而腐爛。

不要試圖尋找解決方法。因為無。在悖論裡面，無法尋找到解決方法的。民主是悖論，例如民選出來的國會可以為人民和他們自己立法，而為他們自己立法的時候有很多豁免權。大家以為民主是理性制度嗎？不是，民主比王權、神權更不理性。雅典的民主議會可以處死蘇格拉底，但諸夏魯國的國君，依然禮待惡言惡語批評時政的孔子。

按：我不是支持共產黨統治啊。因為共產黨其實是行民主制度的，黨內的分級投票、以層層的間接民主，以遞減代表性的方式，形成多數派系的獨裁民主統治，毛澤東稱之為民主集中制。共產黨是行最壞的民主制度的，中共的中央政治局是上議院，人大是下議院，政協是諮政院，人大釋法是國會至上論，制度設計得挺民主的，故此不要因為用民主化就可以解決共產黨統治帶來的腐敗，那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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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制度的權力分立的惡果

西方民主制度的權力分立的惡果，是法官控制了憲政，而不是國會控制憲政。

法官是誰？

在沒有王室的國家，法官是王，而且沒有連任限制而且不受彈劾罷免的終身王。

在沒有王室的國家，法官有時是神，例如美國的聯邦法院法官詮釋美國憲法，詮釋同性婚姻是美國憲法草擬時期的婚姻的定義，可以穿越時空去到華盛頓時期，理解當時立憲者的心意，於是繞過國會的討論和表決，給予合法化。

當今世上民主政府濫用防疫的人權危機，是因為民主制度已經破局。你看現在西方所謂自由國家的那些封城禁足的行政命令，就是民主制度已經毀壞。現在這些行政命令，政府用極其荒誕的原因來囚禁全民，希特拉、斯大林、毛澤東也不能下的。過去的暴君只能壓制階級敵人或敵對種族，但不能壓制所有庶民。現在的民主制度，做到了！

——我在《香港民主制度研究計劃》思考的問題。在權力分立的問題上，我是國會至上派。既然限制了王權或取消了王權，就要由國會主宰憲政，而不是由法官。法官至上，是中世紀神權的遺留物（你看他們的拉丁文和黑袍假髮就知道），法官至上，是賢人政治，然而貴族清議在現在已經消失，故此法官是神權。在美國的憲政，是法官至上，故此美國是假扮現代的中世紀國家。

當今最大的危機，是運行已久的憲政民主制度已經腐爛，需要改造。現代民主制度由自由經濟/資本主義而來，也被自由經濟/資本主義騎劫而腐爛。

不要試圖尋找解決方法。因為無。在悖論裡面，無法尋找到解決方法的。民主是悖論。大家以為民主是理性制度嗎？不是，民主比王權、神權更不理性。

按：我不是支持共產黨統治啊。因為共產黨其實是行民主制度的，黨內的分級投票、以層層的間接民主，以遞減代表性的方式，形成多數派系的獨裁民主統治，毛澤東稱之為民主集中制。共產黨是行最壞的民主制度的，中共的中央政治局是上議院，人大是下議院，政協是諮政院，人大釋法是國會至上論，制度設計得挺民主的，故此不要因為用民主化就可以解決共產黨統治帶來的腐敗，那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閱讀智力門檻：人類。）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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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國家那種民主制度

現代國家那種民主制度，從候選人到選民，早已被deep state（跨國財閥及執政世家造成的深層國家）完全攻破，我們自由世界的人類，必須要做重大的改革，才可以挽救人類珍貴的民主制度，那個彰顯上天給予人類尊嚴及自由的民主制度。美國總統大選的例子顯示，兩邊的候選人被財團或外國（俄國、中國）收買，選民被財團或外國把持的傳媒控制資訊及意見。（這種情況，早已發生在香港和台灣，台灣政黨和國會議員多數勾結對岸政權。香港全然投共。）民主制度的基本建設（infrastructure）：Free press（自由的傳媒）, free academia（自由的學術界）, free speech（自由的言論發表）, 今日完全失去！

現代那種基於主權國家的民主制度已經報廢！我陳雲早就告訴過各位，《香港城邦論》也寫過。故此要大家在香港爭取民主之前，先要弄清楚我們要的是什麼樣的香港主權？主權的狀態是先於民主制度的。我不提倡港獨而提倡城邦自治及社區自治與本土文化復興及本土經濟建設。主權國家只是方便財團收買和敵國買通政黨，之後就乾手淨腳地統治一個境外的國家，軍事侵略和殖民佔領都費事做。這也是美國和歐盟明確表態反對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自治區獨立的原因，一個統一的西班牙，臣服得好端端的，剝削得貼貼服服的，為什麼要給加泰獨立呢？

不要以為我在玩什麼復古，我是超現代的，我的理論，是指導二十一世紀、領先全世界的理論。大家可以見證這個過程。這也是美國和中共都要用港獨來破壞《香港城邦論》在香港實踐的原因。

（閱讀門檻：IQ 120。蠢人勿讀，以免終身成為陳雲haters。）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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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

智力問題。我在一九八二年，讀大學一年級的時候，讀美國的民主理論的書，已經知道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故此要限制現代政府的權力，保護及擴大民間自主、產權自主，多過要授權民主政府以平等或福利的名義立法統治人民。

民主並不是多數人決定國家命運的，而是少數的利益明顯而特別團結的一群人決定的。這群少數人，是這樣組合的：

一、政商高層，他們以世家聯繫、檯底交易及神秘社團締結。他們的利益是全球化的、跨國的，本國的利益只是為跨國剝削服務。

二、政商高層收買的元首及外圍政客，他們幫助政商高層立法及執法。

三、政商高層及外圍政客收買的傳媒、工會、社福界及特殊宗教締結的少數族裔、特殊利益締結的平權分子。政府用教育及福利提高勞動水平及薪水，生育率降低，大企業有能力轉移去全球化生產而存活，大財團收買第三世界的政府，剷平第三世界的社會組織，釋放出孤立無援的工人，富國吸收第三世界貪污政客的逃逸資金。中小企業在本國落敗，政府會轉過頭來輸入願意刻苦及生育的年輕新移民，從事下層工作。在國外投資的企業在賺夠錢之後，會在本國工業回流，用自動化及新材料方式生產，轉而用國際機構攻擊第三世界國家操控傾銷、破壞環境及虐待工人，禁制第三世界國家的出口（這是中國面臨的命運）。

由於現代社會打爛了傳統的宗教、宗族、種族、會社，也破壞了主流社會價值，故此一、二及三，才是統治一個民主國家的深層結構，稱之為deep state（深層國家）。

一、二及三發揮到極點的時候，稱之為新自由主義。香港正是新自由主義的溫床。因為這類的民主選舉更加容易掌握，而且是難民及移民組成的社會，九七之前的香港遺民，除了陳雲主張要用中港區隔來鞏固其文化價值之外，大多數政客都主張中港融合、國際社會、世界公民。問題是，你有幾十億元美金的資產嗎？你袋裡有十本護照嗎？你這個窮人做世界公民？不要開玩笑吧。

（按：憲政共和，constitutional republic，即是社區自主、地方自治、聯邦制衡及中央政府限權，才是現代國家的真諦，而不是民主普選。民主必須用憲政共和來保障。我在《一國定兩制》寫過。美國的好處，是這個國家會給你開放的知識傳播，美國會給你解藥，如果你願意吸收。而美國的政商集團也知道陳雲城邦論、華夏邦聯論這一套，不過他們在選舉之前派使者告訴我：「陳雲，你不會當選，但我們會留下你。因為我們會抄襲你。你會被我們弄得一貧如洗。但我們會容你在香港。」）

智力閱讀門檻：IQ 130

#the real thing about democracy

#民主制度之不可靠，在於利益計算有限︰窮人只是計算眼前的利益，富人計算長遠的利益，於是富人將窮人吃掉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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