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那些台灣小確幸的漫畫家在繪畫電槍虐待自覺不須戴口罩的老人（中外的醫學報告都證明口罩無助防疫！），就知道這個所謂民主社會的真相：無德。
無德者，無智。故此台灣並非一個理性社會。
我在《香港普選制度研究》的前言寫過，民主由於有人人平等的假設，故此人民會交出自由和品德，甚至交出理性（自由、品德和理性都是不平等的），以求齊一。
民主如果沒有警惕，其災難甚於王朝君主統治或共產黨極權統治。
節錄一段《香港普選制度研究》第一章的開場白，目前是初稿，幾個月整理之後刊行：
近代中國的「民主」（英文Democracy）一詞，概念來自歐洲，原指由人民來統治，在全體人民具備資格參與政治的群體內，行使平等參與、平等選舉，並且在輪流執政或選出的代表之間，平等議政及平等投票。先是精英的群內平等，古希臘及羅馬時代，獲准參與政治的群體的人數較少——一般限於有資產、軍功或世家子弟的自由市民，他們可以平等參與及論政，將所謂精英意見兼容並蓄，而且由市民集體負責。
民主的精粹在於平等，而平等必須齊一，齊一即失去自由自主、散漫自在，甚至壓制德行與理性，因為自由、德行與理性都有個別的條件的，不是平等享有的。在古代，平等是約束貴族，貴族有宗族及莊園為自由喪失之抵償。在現代，平等變了約束平民，強求齊一，平民在現代社會資源匱乏，並無宗族及莊園為自由之抵償。民主在古代約束貴族，令其言出必行，法出必依，令貴族成其貴；民主在現代約束平民，令其無所言而必行內閣總理之言，無立法之權而必依國會任意所立之法。民主在現代是異化的、壓抑性的，而且為了保護不是世襲貴族的所謂尊貴內閣部長和總理、總統，賦予此等權貴之人以免責權、猶如君王之赦免權及免起訴權，且有現代軍隊警察保護及情報特工服務，又有大學及媒體為之宣傳和迴護。
孟子在〈滕文公章句上〉篇如此回應主張平等的農家之士許由：「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語譯：「物品的好壞不齊，是自然之情，以彼此的價值，有的相差一倍或五倍，有的相差千倍甚至萬倍；你卻把他們強比齊劃一，這簡直是擾亂天下啊！試想大鞋和小鞋同一價錢，誰還肯作那大鞋呢？要是依照許子的學說去做，那無異是率領天下的人去做欺詐的事了，那裡能治理國家？」這是中國在戰國時候的討論，雖然是諸子之間的討論，也警惕了平等思想引致舉國上下欺詐的危險。「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惕。」（Eternal vigilance is the price of liberty）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美利堅合眾國第三任總統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傳說講出這番話。這是一八一七年以來一直誤傳的傑佛遜金句，這句話的原來版本，警惕意義更大：The condition upon which God hath given liberty to man is eternal vigilance; which condition if he break, servitude is at once the consequence of his crime and the punishment of his guilt. 漢譯：上天予人自由的條件是恆久的警戒，若違此戒，奴役即來，這是人犯罪及內疚之懲罰。若以中國的天命授予聖王、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哲學仁王觀念來看，民選元首之制度乃僭越天命，也不是賢能政治，而是從眾為主（下議院/眾議院）、從賢為副（上議院）之政治，故此民眾必須恆常加以警戒，在位之民選議員及元首更要知其位乃僭越天命而來，必須戒慎恐懼 。
民主與自由之間，不是必然匹配的，我們爭取用民主制度來解決王朝崩解之後的中華大地的政權的時候，要恆常加以警惕。
英治時代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有限度服務的、良性的不干預自由的政府，這種小政府，加上香港的特殊歷史條件和地理優勢，是香港人民賴以享受自由和香港經濟得以繁榮的基礎，在主權移交前後受到政治擺弄而變成官僚主導的、過度提供服務以至法令滋彰的、酷吏擾民的和妨礙經濟民生的大政府，在九七之後，特別是二〇〇三年五十萬人大遊行之後，香港特區政府收緊了民主參與，但換來的不是人民自由和良政善治，反而是人民自由的收緊、經濟發展的箝制、官僚體系的膨脹，以及用福利來收買民意的費用的龐大開支。須知道，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不是從專制封建的農業社會來的，而是從中上環和九龍商業區的商貿金融而來的，為着令到主權移交之後的香港特區政府承受莫大的政治負荷，英治政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擴大了公共服務（大建公屋、學校、醫院等等）、民意諮詢和民主參與，也為貧困弱小提供福利照顧而取得政治認受性，任何自由的剝奪、民意的窒礙、民主參與的削弱，都要用福利收買來補償、來維繫民眾對政府的認受性，這將提高政府的經費，也提高了伴隨着公共服務增加而來的規章管理。前者要用高地價政策來創造收入，令樓宇借貸和供款的中產成為樓奴，捆綁了人生規劃，增強他們對職業和僱主的粘附，後者削弱了香港人民處事走位的靈活性和積極性，形成壓抑自由的社會規訓（social disciplining）。兩者合起來，將香港人民靈活變通和生動活潑的民性（ethos）虐殺，令香港人不成其香港人。在九七後上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首任中聯辦主任姜恩柱當年就曾說過，香港是一本很難讀懂的書，但他願意去認真體會。二〇一〇年三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全國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首次闡述香港存在的深層次矛盾。答案庶幾在我們上面一段話吧。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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