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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February 15, 2021

金融賣港佈局——抗疫締造衰退,香港浮財歸還國際深層政府

 



香港的大錢是清朝和民國的浮財累積,那些浮財是國際社會借貸給中國的。在國共內戰時期,浮財南下香港,歸還國際社會,香港取代了上海,頓時繁榮起來。清朝倒下,清朝政府和民間的錢到了香港,民國倒下,民國政府和民間的錢到了香港。二〇四七年《中英聯合聲明》、《美國-香港政策法》和香港《基本法》同時失效,特區政府在2047年變質解散,浮財歸到何處?一部分回到中國,大部分歸還國際財團,也就是深層政府。若非如此,我們無法解釋本來可以置身事外、獨享繁榮的香港特區政府,為何在中國大陸已經結束防疫之後,依然樂此不彼,搞弄了一年的抗疫封城停市,而且欲罷不能。大概控制香港政府的,並不是北京黨中央,當然也不是香港特區,而是在這兩者之上的國際財團,你稱之為深層國家或XX會也可以。這個財團組織,曾經借錢給清朝做洋務運動(英國銀行家及其他)、培養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革命攻打清朝(英國傳教士及瑞士巴色傳道會的客家差會)、給列寧做俄國十月革命(德國皇帝及紐約的猶太銀行家)、給孫中山做辛亥革命(日本財團)。全部有史料證實,甚至報紙報導,我在文化沙龍講解過。

清朝備受列強侵入,要與列強進行軍備競賽,借的恰好就是列強銀行(英、法、德、俄、日)的銀團貸款,清朝有無懷疑過這種荒謬的勾當呢?當然沒有。清朝用英國人在香港訓練的稅吏赫德(Sir Robert Hart)在1863年正式接替擔任海關總稅務司,一直到1908年離職回英國(因為李鴻章一死,他知道清廷要清盤了,於是辭職離開)。英國銀行和其他列強銀行貸款給清朝,抵押品是關稅、鹽稅和厘金,而廉潔精明的赫德保證這些關稅可以如實徵收,輸送給國際銀團還債。

1912年清朝末帝溥儀退位之前,清朝的總稅收是王朝歷史之最高。根據1912年1月初清廷度支部(原戶部)公佈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當年)財政收入為30,191萬両白銀。乾隆盛世的時候,年財政收入只是4,000多萬両白銀,清末竟然是乾隆的7倍有多?然而,2月12日,清朝皇室在同意了中華民國的北洋政府每年300萬両贍養費而退位之後,袁世凱接手的大清銀行(原大清戶部銀行)卻是空空如也,帳面上只有10個銀元!錢用來還債了,另外是錢給虧空了,不知去向,估計是去了香港、英國和歐美。袁世凱沒錢,只能借貸度日,1912年2月至6月間,國際銀行團主動向北洋政府提供了5次貸款。到了1913年4月26日,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和北洋政府正式簽訂《善後借款合同》,以鹽稅、關稅為抵押,借款總額2500萬英鎊,年息5厘,按84%實交,47年償清,本息共計67,893,597英鎊。

中共在開放改革的時候,缺乏外匯,鄧小平將袁世凱的北洋政府留下的銀元,透過香港的渣打銀行運到英國兌換英鎊返回中國應急,最後的銀元也要被英國收回,換得的是脫離金本位的、隨便印刷的英鎊。

目前香港財政司已說,本年度的財政預算將有三千億港元的赤字,失業救濟金也要挪用強積金的對沖基金。公務員退休金、明日大嶼填海計劃的財政撥備,乃至抗疫之後的企業補貼及社會救濟,將費盡香港的儲備而要借貸,借貸就要抵押,而被美國制裁之後,香港的信貸評級降低,抵押品大概要用公共資產(隧道、路橋、公用事業股份)、香港在2047之後甚至之前的地租收入等等。一旦本利歸還,甚至中途充公抵押品,香港的浮財就會歸還於深層國家的銀團。當然,中共也會用公共工程、防疫物資等取走一些,但屬於小數目了。目前英國的BNO visa和美國借助移民便利計劃吸收香港的人才和資金(累計一萬億元以上),美國Foreign Policy雜誌寫出「香港無得救、香港人有得救」的專題文章,呼籲美國吸收香港人才及資金,就是深層國家在清朝及民國的投資搬遷到香港之後的一次小型的清巢行動的先聲。


按:本文章的內容屬於機密知識,不在通俗播出版本內:

政府抗疫觸發經濟衰退 赤字預算靠借貸變賣 港人房地產恐被國際財團持有

https://youtu.be/QIADHXqVaV4


Source:陳雲

https://www.patreon.com/posts/jin-rong-mai-bu-47583594

Thursday, December 31, 2020

兩年封城停市,締造無解決方案的大蕭條

 


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歷史很短,只有三百年,可以參考的事例不多,尤其是經濟衰退的解決方法。真正解決過的經濟衰退,是一九三〇年代的美國大蕭條(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三年),但那時候的情況與現在大大不同,當年的解決方法套用到現在的話,要做很多調整,要遇到很多意外,而當然,面對調整與意外,不在找到解決方案就冒險行動,這是自由經濟的本色。但是,這不是說自由市場經濟是可以永續的,可以恆久修補而跌宕地延續下去的。

當年美國的大蕭條可以解決,是因為當時的貨幣大抵上是金本位的(也有銀本位),有限的發鈔能力,令經濟蕭條的時候出現借貸困難,企業周轉不靈而倒閉,物業土地資產下降,勞工薪金下降,營商成本下降,有了利潤前景之後,投資增加,工人就業改善,購買力增加,恢復繁榮,從衰退到蕭條到復甦,完成一個經濟循環。一條完美曲線而形成的循環,就是解決經濟蕭條的方法。

期間,美國推行反壟斷法,強逼跨行業或壟斷行業的大財團拆散,令中小型企業可以競爭,生產力可以提升。民生方面,行一點社會救濟和公共醫療,舒緩工人失業痛苦。相對於美國政府對大財團的反壟斷打擊,容許競爭之後提升生產力,日本、德國和蘇聯是從另一條路來復甦——官商勾結的國家資本主義,蘇聯直接行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經濟),這兩種方式來提升生產力,在當時令國家的經濟表現不錯,於是德國和日本對外擴張和侵略,最終演變成為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五年)。美國在歐洲幾乎戰鬥到殘破的一刻參戰。戰爭令經濟蕭條完全解決了。在戰爭就快結束的時候,美國開始討回參與歐洲和亞洲的解放戰爭的紅利,她與即將戰勝的國家,一共四十四個,於一九四四年七月在美國華盛頓的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會面,制定戰後的經濟秩序,建立以金本位的美元為錨的貨幣制度。美國在戰後開放市場,而且提供經濟援助,美國以貿易逆差,令歐洲、日本和其他願意跟隨美國民主自由制度的國家得到美元或美元債券,之後美國總統尼克遜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宣布美元貶值和美元停兌黃金,終結貨幣金本位的時代。之後美元變成可以隨意濫發的法定貨幣,美國的尼克遜總統也將中國拉入全球化,令中國成為美元的海外儲備池。之後,尼克遜總統因為水門事件的醜聞下台。

由於現在的貨幣不是金本位,故此一九七〇年後的經濟衰退只令信貸膨脹、通貨膨脹、資產價格飆升,惡劣的時候形成滯漲(stagflation),拉大貧富差距,但瘋狂增加的生產力和全球貨品流動,加上中國加入提供廉價消費品,令食物和消費品便宜,工人生活不至於困苦。然而,中國也不是善類,中國的美元儲備會滿溢,科技生產力會追上美國,也要輸出美元、輸出人民幣、輸出高科技(中興、華為之類),大家都擠進來搶,於是在利潤愈來愈微薄的時候,投資意願下降,從二〇一九年五月已經形成的美債的負收益曲線(negative yield curve)形成,短期債息高於長期債息,市場看淡經濟前景,預告了經濟衰退在今後兩年來臨。這個時候,中國中計了,中共依照幾年前的協定(可以早到二〇一〇年的協定)(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及全球商業網絡(Global Business Network, GBN)在二〇一〇年五月公佈了一份白皮書,描述疫病出現而令全球政府可以用封城方式奪取社會控制權及以網絡監控方式實現警察國家式的公民監察。該報告的名字很是平淡,名為《科技及國際發展的未來幾種場景》(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of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再近期的協定,是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世界經濟論壇舉辦Event 201的新冠狀病毒爆發的測試,合作組織是美國的約翰·霍金斯醫學院,模擬巴西爆發類似SARS的疫病,由蝙蝠轉移到豬之後到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武漢如期爆發新冠狀病毒病,covid-19的僱傭合約開始。),在武漢引爆了假疫病,西方國家高度協調地造假,plandemic來了,在二〇二〇年三月,美國帶頭倡議封城,要政府用行政暴力促成經濟衰退,縮短復甦的時間,並且要世界各國跟隨,共同承擔經濟衰退及復甦的責任,不能由美國獨自承擔,好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經濟大蕭條的時候。英國無奈跟隨,日本也是。經濟衰退的解決方法是貨幣量化寬鬆、政府發債推高通脹,消費市場在銀行加大借貸資助之後將復甦,期間大企業會改善生產力及兼併中小企業,故此復甦之後失業率不會恢復之前的低水平,所謂jobless recovery(不會產生先前水平的就業機會的復甦)是二戰之後的復甦常態。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蕭條和復甦,有它的特殊環境,這些在我們這個時代沒有了。當時是貨幣是要有金銀存底的,不能濫發的(除非是革命政府),衰退之後,資產和其他生產元素會跌價的,股市會崩盤的,而且各國的聯繫程度和時間差距是有的,利潤是可以產生的。但到了現在,各國是隨便可以濫發鈔票和貶值貨幣的,資產價格是穩定或微微上調的,股市是興旺和上揚的,利潤卻是微薄的。

現在很多政府做的封城停市,目的是給這些政府背後的財團掠奪現金、資產和人民數據來對付中小企,也協助政府推行專制統治。將來的政治是社會主義式的專制,經濟是壟斷資本主義的放任。在想不到出路的時候,政商聯合體(深層國家)加強它的謀利和專制能力,榨乾中小企的生存空間,用大數據和公民行動的掌握來排擠中小企的競爭,並且用社會責任、環保、平權等企業價值來增加營業規模的門檻(只有大企業才可以滿足碳排放之類的環保要求和平權僱用的社會責任要求),令中小企更加難以加入競爭。Great Reset提出的那些社會價值,不是目標,而是手段,它是過渡時期用的,不是終極目標。


可以說破,目前的強制口罩、基因檢驗、誘打疫苗、封樓、封城、停課、停市、健康碼、自由通行證等等,有三個目的:

一、在經濟蕭條的時候禁止大型聚集及將公民關係疏離,令動亂不會發生,令治安良好,從而令城市秩序優良,公共財產不會被毀壞,保障股市、樓市正常,不會因為恐慌性拋售而令資產價格大跌;

二、強逼或誘導公民交出基因及行動數據,令政府在示威爆發的時候可以預先知道行動模式而予以舒緩或破解。然而這只是在初期有效,始終面對大型動亂,警察力量是有限的;

三、協助財團收集公民基因及大數據,令這些財團得到業務壟斷能力,排擠中小企的競爭。人民變成大數據和DNA的礦藏,等待開採的human resources,到了二十一世紀,財團壟斷與政黨政治結合,財團和政府合作操作網絡技術和社交媒體來塑造民意和認同,民主選舉和民意調查終於可以預控制結果了。


資本家不會想終極目標的,資本家的目標就是謀利和壟斷,另外就是謀奪公帑和共用品(public goods)。目前政府付給大企業的covid-19補貼就是謀奪公帑,政府禁止公民到公共地方遊玩,封閉公園、沙灘之類,就是限制共用品的使用,令公民要網購物資、要網購娛樂(如看Netflix和youtube之類)。

防疫期間,美國聯儲局量化寬鬆三萬億美元,富豪貸款容易,利息接近零,於是從事網上服務及收購合併,而且大公司分到最多的政府封城補貼,窮人不能隨便離開謀生地點之餘,還要負擔分毫不減的地租,結果當然是富豪賺大錢,半年身家暴漲百分之二十七點五(瑞銀報告)。美股三月底到十月中,升了差不多百分之五十,這種經濟衰退,富豪最歡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自新型冠狀病毒流行及各國政府三月封城以來,美國億萬富豪的財富增加超過1兆美元。美國「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IPS)與「美國人支持賦稅公平」(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 ATF)組織指出,美國六百五十一位億萬富豪的合計資產,已從三月十八日的2.95兆美元增至十二月七的4.01兆美元。富豪是靠電訊科技業、物流配送送業(如阿瑪遜公司)等企業業績、掌握疫情的股市上落投機及政府派發給大集團的防疫補貼之中累積財富。辛丑年,他們收購倒閉企業的股份及跌價的核心物業之後,還會賺更多。

各位必須認識清楚真相,在這段時候謀劃自己的謀利方法和生存空間。我在西洋新年之後會慢慢探討。

Source: 陳雲

https://www.patreon.com/posts/liang-nian-feng-45596716

Friday, December 11, 2020

【香港保衛戰】為香港作戰的匯豐銀行大班

提起匯豐銀行,大家都會聯想到「凍結户口」這四隻字。議員家人的户口,封、教會户口,又封,星火的户口,更早於一年前被封,令匯豐銀行變成「會封銀行」。

要現在HSBC大班王冬勝守護香港人,看起來是天方夜譚;但在79年前的香港保衛戰,匯豐銀行上上下下卻是付出不少,大至銀行主席百德新少校,小至職員奧斯蒙·史堅拿都加入香港防衛軍。

奧斯蒙·史堅拿是奧斯卡金像獎得主Sir Mark Rylance的外公,他曾經歷過赤柱聖士提反大屠殺,幸避過一劫。後來Mark Rylance來港探索外公英勇事蹟,拍成紀錄片,港台亦曾播放。

百德新少校則更厲害,他帶領的曉士兵團是1940年由一班來自同盟國、中立國在港的外籍人士組成,他們大多以前當過兵,而且在香港有頭有臉。

想知更多曉士兵團的故事,撳入:https://bit.ly/342NE20

借用《蜘蛛俠》一句經典台詞:「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鼓勵大家重建香港失去多時的騎士精神。


Source: 港識多史

https://www.facebook.com/wetoasthk/posts/3501484236625610

Sunday, November 15, 2020

總統大選前夕的美國超極簡史


預計本文刊登之時,美國總統大選進入最後衝線階段,故特意為讀者理順美國史脈絡,就當作〈論美國歷史翻案風〉系列的大綱插播吧。

北美十三洲的商人地主等本地精英,為了反抗英國重稅而聯手起義,開國元勳們受到啟蒙運動及人道主義薰陶,當中即使有人自身蓄奴(如傑佛遜),也承認奴隸制度並不公義(若今左翼群眾毀其銅像,實欠公允),但先後在槍口一致對外及建國百廢待舉的情況下,將此議題存而不論,期望黑奴經濟自然淘汰;不幸事與願違,軋棉機的發明,不單沒有如發明家期望般,使依靠黑奴的棉花種植業儘快不再勞工密集,更反令產量大增,終令南北政經矛盾爆發,引致南北內戰(廢奴運動則是現代平權運動之鼻袓)。

南北內戰最後北軍得勝,重建南方、賦予黑人完整公民權以及扶助他們脫貧而成為完全自立公民之大計,因各種政治及經濟緣故而失敗收場。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未,白人保守勢力奪回南方洲份的控制權,引入種族隔離制度。另外,由於美國南北州份的民主黨在內戰期間各自站錯邊,以致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政黨政治是共和黨獨大七十年,期間只有兩位民主黨人入主白宮。

參與二戰,打破孤立主義傳統

上述政治生態,衍生出官商勾結、金權政治,那段時期的高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之間),更被稱為「鍍金時代」(Gilded Age);而阿當史密的古典經濟學說更成為金科玉律。故該段時間內,工商業急速發展,但貧富懸殊,而政府庫房水浸。1929年10月華爾街股市崩盤,雖然時任共和黨總統胡佛已開始採用凱恩斯經濟政策,但其人已經與大蕭條掛鉤,翌年大選即被民主黨的小羅斯福取而代之;又因史無前例三度連任,小羅斯福的「新政」幾成凱恩斯主義之代名詞。

偷襲珍珠港令小羅斯福成為戰時總統,連同一年前(1940年)因法國淪陷而帶來的備戰動員,美國投入了「總體戰爭」(Total War)。新自由主義者常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才是把美國帶出大蕭條陰霾的要素,忘卻軍事上的凱恩斯主義才是此種學理之極致;美國國防高開支至今仍揮之不去。參與二戰,美國完全打破了立國以來的孤立主義傳統(注意那是建基於華盛頓的離任演說,無關違憲與否),但小羅斯福對蘇聯及國民政府失諸過份天真,前者獲得半個歐洲,後者因不和而扣減國府援助,最終共黨赤化神州。

聯合國是小羅斯福帶領美國重構世界秩序之基石。常任理事五國的機制,前提是建立在中國由親美民國當權,及蘇聯乃可信之合作伙伴;是故冷戰爆發,此體系出閘脫腳。後來中共取代國民政府,縱有當時的戰略需要,終歸是錯上加錯;如今聯合國數據中心竟計劃設於杭州,其人權理事會又由獨裁國家盤踞,可見戰後世界秩序至今,業已開到荼蘼。

選戰花生,皮相下之深增矛盾

冷戰爆發引起麥卡錫主義,學術界與娛樂界成為公務員系統外的主目標;這亦是共和黨完全告別孤立主義,轉型成反共鷹派政黨。其時媒體對公審型態的國會聽證會反感,也是現代民主共和兩黨左右之爭的啟端。及至民權運動及越戰,矛盾更形激化,主流傳媒質疑美軍官方一味唱好之說,以及同情反戰運動,更令保守派對他們更厭惡。

凱恩斯主義得以成功,有賴前述「鍍金時代」累積了龐大老本;但軍備競賽、太空競賽、越戰及福利開支,全都是花錢如流水的項目。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老本時有窮盡,聯同七十年代初的石油危機,為新自由主義打開大門。直至冷戰結束,階級左翼成為票房毒藥,美國民主黨與西歐左傾政黨,全面靠攏平權運動所衍生之文化左翼,並向貨幣學派妥協 - 此乃後冷戰「新自由主義照遍大地」之New World Order。

一如筆者在過去多次提到,2016年英美的兩大巨變,是對前述廿多年來現狀之反作用力。如今的美國選戰,只是舊化了的「新秩序」,以至再上一重的戰後秩序,其既得利益集團之總反撲,也顯現立國二百多年政治矛盾積累的總和而已。

Source: 靳民知

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11-15-2020/67970


Thursday, October 01, 2020

國中之國

10月1日,大英帝國來使馬加爾尼最後一次向大清帝國提請七大要求,假如當時和珅沒有回絕,恐怕就沒有今天的香港——時間是1793年。

和珅不可能不回絕,甚麼互設大使館、割讓島嶼營商,對那時的中國人來說實在是聞所未聞,難以理解,覺得你們這些洋鬼子根本是來搞混,沒一個安好心。經過個多月的交涉,和珅也看出了大英的野心,朝貢背後另有所圖。最終,乾隆聽取了「此夷不得不防」的這句話,喻和珅快快送馬加爾尼等人離開北京。

馬加爾尼的確是來刺探虛實,大清卻不知道大英的虛實。在典型的天朝思想影響下,和珅採取先兵後禮的外交策略,先給使節團一個下馬威,之後才噓寒問暖以示體恤,以為恩威並施自可收服人心,他卻不知道大英是先禮後兵。大英朝野派遣馬加爾尼時就有共識,若然對華通商問題不能外交解決的話,就唯有訴諸戰爭。和中堂當然不知道,斷拒英國來使的禮遇要求,反會迎來更大的後患。47年後,大英準備十足,打響了鴉片戰爭的第一槍。

所以,10月1日在圓明園發生的這個歷史小環節可真不小。和珅帶人遊花園,馬加爾尼最後一試,任誰都沒有解釋清楚,把交好釀成交惡。英國人相中了淅江舟山的一個外島,成立一個特別行政區,供大英子民居住,它可說是香港模式的前身。聽到這個「發展願景」,了解英國的印度斯坦號就泊在舟山,和珅忍着怒氣,反問對方一句話:「足下不是想在我大清土地上建立一個國中之國嗎?」

馬加爾尼無言以對,一星期後便率團離京。國中之國四個字,準確地描述了當時文人對飛地、租界、割讓殖民地的理解,更何況在天子統治底下,哪容得有「自治」的存在。馬加爾尼的七大要求,和珅定必會覺得荒謬絕輪,加上見到大英貢品比不上宮中珍寶,自然更狗眼看人低,覺得洋人放肆無理。正是這種理解偏誤,構成了大清和西方國家終須一戰的宿命。

歷史沒有如果,但如果舟山特別行政區的事辦成了,香港便可能仍是一條小漁村,而不是一道2047年到期的催命符。

馬加爾尼乘坐獅子號離開中國200多年後,中環的那隻銅獅子引火自焚,輪到另一隻獅子快要被迫走了。和珅和馬加爾尼各自對「國中之國」理解迥異,同樣分歧一直延伸至今天中國和西方對香港定位的問題上。很多人跟和珅沒兩樣,只見到「國不容國」,而看不見馬加爾尼所見的,是你「國不容國」,不單是外國的國,更是國際的國,而道理200年來還是那樣——倘若無法外交解決,唯有訴諸戰爭。

(乾隆時期有個山東巡撫,名叫國泰,虧空了八萬両,東窗事發求救和珅。和珅怕查到自己頭來,便「大義滅親」,主動捉了國泰嚴審迫供,好向乾隆交人自保。揭查貪案的欽差大臣,名叫錢灃。)

Source: 作者

https://www.facebook.com/972393926144079/posts/3586007544782691/

Tuesday, December 19, 2017

【香港保衛戰】保衛香港的老人兵團-曉士兵團

開講都有話「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在戰場上,的確是以活力四射的年輕人作為骨幹,而且充滿幹勁的戰鬥,確實能對敵人做成很大困擾,香港保衛戰中的加拿大兵正正就是這一種;但年老戰士的經驗、冷靜及耐性,又是戰場上不可多得的,在香港保衛戰中就有一班外籍老人站出來,守護香江,他們的名字叫做曉士兵團(Hughesiliers)。

1939年7月香港政府通過《兵役法案》,規定所有18至41歲的英籍男子均須強制徵兵,體格強健者可加入義勇軍。1940年,駐港英軍司令賈乃錫少便構思組織一支由55歲以上歐藉人士組成的志願軍,便是曉士兵團。

曉士兵團是在1940年由一班來自同盟國,中立國在港的外籍人士組成,他們大多以前當過兵,而且在香港有頭有臉。領軍的是怡和洋行大班百德新少校(「在百德新街的愛侶」中的百德新街,便是為了紀念其家族在港的貢獻,而他自己更是滙豐銀行主席、立法局非官守議員、行政局非官守議員,身兼數職。),成員包括了數十名電力公司的外籍員工、6名自由法軍成員、賽馬會秘書皮爾斯以及年邁77歲的香港會秘書,來自富裕愛爾蘭貴族的第八代德輔男爵(家族成員是香港第十任港督)。他們大多數年過55歲了,所以在戰前曾經被戲稱為「老人兵團」。

J. J. Paterson 百德新少校(圖片來源︰Wiki)

這班老人家駐守的地方可不是甚麼後勤地區,而是守護港島的核心最前線 - 北角發電廠。自九龍淪陷後,北角發電廠便是日軍可能登陸的高危地區。果真,12月18日晚上,日軍兵分三隊在港島東登陸。不消幾小時,日軍已包圍了發電廠,但百德新認為應該盡量堅守以拖延敵軍進攻,拒絕撤退,更派小隊摧毀了炮臺山道的速射炮小隊陣地,打死兩名日軍小隊長。可是到了19日早上,日軍已經包圍發電廠,佔領了正門及東面的煤倉。同時發電廠主樓中彈起火,百德新與其他曉士兵團在數名米杜息士營士兵掩護下向銅鑼灣方向撤退。

北角發電站(圖片來源︰http://battleforhongkong.blogspot.hk/)

可是發電廠外英皇道及電氣道已經充斥著日軍小隊。在鄺智文和蔡耀倫的《孤獨前哨》中便描述了他們突圍後血戰的情況:曉士兵團一出電氣道便與日軍交火,德輔男爵及自由法軍的薩科達身亡。一行人去到北角警署,在登上英皇道一輛棄置巴士作掩護時,與日軍一小隊相遇,更遭到日軍229聯隊的渡邊軍曹用軍刀攻擊,雙方埋身肉搏!皮爾斯中槍陣亡,3人受傷,最後曉士兵團的加嘉漢用手槍擊斃渡邊及3名日軍。另一邊廂,發電廠已經失守,百德新及其他殘部困在英皇道及電氣道民房與日軍打起巷戰,但在考慮到屋內平民的安全和即將彈盡糧絕之下,百德新在下午約四時半向包圍的日軍投降,淪為戰俘。

日軍進攻北角發電廠的情況。(圖片來源︰Wiki)

幸好的是,百德新捱過了三年零八個月,在戰後到非洲退休終老。這一群紮根香港的年老外籍社會名流、商人,不但沒有在香港艱難的時候帶同資產離開,而是提起了步槍,戴上了頭盔保護這片土地。曉士兵團所展現的騎士精神,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可謂已消失無蹤。

Source: 港識多史

http://www.wetoasthk.com/%E3%80%90%E6%B8%AF%E8%AD%98%EF%BC%8E%E9%A6%99%E6%B8%AF%E4%BF%9D%E8%A1%9B%E6%88%B0%E3%80%91%E4%BF%9D%E8%A1%9B%E9%A6%99%E6%B8%AF%E7%9A%84%E8%80%81%E4%BA%BA%E5%85%B5%E5%9C%98-%EF%BC%8D-%E6%9B%89%E5%A3%AB/

Sunday, July 10, 2016

香港近代史(1842年至2016年6月)

影響香港自主權及本土意識之大事,可作如下分類︰

一、香港領地與人口與中國大陸之區隔
  ──英國殖民政權之成立及兩地邊防管制

二、財政自主及獨立之香港貨幣
  ──港幣不再與英鎊掛鉤

三、人口普查及身份證制度
  ──香港的人口規劃及身份意識

四、自治制度及自治思想
  ──市政局、區議會、立法局;
  ──楊慕琦的香港自治計劃;
  ──馬文輝的香港自治論;
  ──陳雲的香港城邦論

五、香港以獨立成員國身份加入國際組織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
  ──世界貿易組織(WTO)
  ──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PEC)

六、新移民與香港族群之衝擊
  ──雙非人
  ──一簽多行
  ──中共殖民干預香港

七、公投及制憲思想之鼓吹
  ──五區總辭、變相公投


香港人意識的形成

1951年羅湖邊境封閉、阻隔中港兩地人民自由來往。在此之前,來自中國大陸或南洋華埠的華人,即使在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居住,也無滋長香港人的意識。香港人意識的形成,由幾個歷史條件造成︰

一、香港的自治發展

英國殖民統治的法治、自由和公共服務,保護了香港華人在本地的財產、生計及個人發展,令華人得以避過晚清、民國初年及共產中國的不良統治。香港的正常,成為中國的例外。

由於香港地位特殊,英國放手推進香港自治。香港財政預算案獨立編定而不須英國審批;港幣與英磅脫鉤,成為獨立貨幣;香港有獨立的出口配額;香港是獨立的郵政區,有自己的國際直撥電話國家代碼;香港是世界童軍運動組織、國際奧委會及國際足協的成員國,也是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的成員國;香港的大學學位及專業地位獲得英聯邦承認等等。這些累積的經歷,令香港人感到香港是與中國大陸區別開來的地方。

二、東西方冷戰的政治區隔

二次大戰之後,前蘇聯在歐洲和亞洲擴大影響,輸出革命,英美自由陣營與前蘇聯極權陣營展開長期鬥爭,稱為冷戰(Cold War)。中國共產黨在蘇聯的協助之下,於中國大陸地區建立政權,為了防範西方透過香港對中國進行滲透和干預,中共於1951年宣布封閉羅湖邊境,設立出入境管制,令香港居民的人數、工作地點和居住地點變得穩定,雖然在開頭幾年農民可以跨境耕種,但普通百姓不能跨境居住,中產也不能好像以前的伍廷芳那樣,在香港培養,在清廷做大官,參與洋務運動。中港之間,因為冷戰的關係而區隔。共產中國走向赤化的野蠻統治,香港殖民政府因為冷戰,要香港成為示範區,因而採取開明的懷柔統治。

三、香港的文化區隔

上世紀20年代中葉的省港大罷工,香港工人在廣州公會的號召下,紛紛北上聲援,令香港企業失去勞動力,生產力下降,之後廣州當局向香港實施貿易禁運,打擊香港的轉口業。港督金文泰有見及此,在香港大學設立中文學院,推行古文運動,在香港保存古雅中文,與大陸的白話文區隔。上世紀50年代之後,頗多廣東省以外的難民湧入香港,港府其後陸續在香港電台取消其他漢語語種(例如滬語、潮語、客語)的廣播,令廣東話成為香港華人的交流語,以廣東話同化外省人,也令到香港與中國大陸、民進黨執政之前台灣,以及新加坡截然不同——其他地方用普通話(華語、國語)為中文交流語,香港用廣東話為中文交流語。此外,香港是華人社會內唯一中英並重的雙語社會,香港青年人的英語合乎國際交流標準,令他們可以閱讀英文和到英語國家留學及工作,國際視野大增。香港文化的東西薈萃及新舊並存,自由而繁華,令此地有東方之珠(Pearl of the Orient)的美譽,遊客及電影拍攝者對香港趨之若鶩。

四、經濟轉型及繁榮帶來的香港本土歸屬感和自信心

共產中國成立之後,採取鎖國政策,經濟以內銷為主,只有少量外銷香港等地,套取外匯。香港以前在南洋及中國沿岸的南北轉口貿易大幅減少,被迫加強工業化,「香港製造」的優良輕工業產品,令香港自信心大增。港府亦推行公民教育,增加香港人的歸屬感。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後的本土影視文化產品暢銷於南洋及歐美華埠。香港之名,海外華人津津樂道。

五、九七之後中國殖民激化香港人意識

九七之後,由於《基本法》的五十年期限,令中國在香港部署二次接收,要在2047年之前將香港完全赤化。中共在香港的明顯政治干預(港澳辦主任、中聯辦主任在香港指點江山)、大舉殖民(新移民不經香港審批而不斷湧入)、資本入侵(紅色資本家)、專業入侵(教師、醫生等)、行業獨佔(如跨境基建)、文化侵略(普教中、簡體字),令香港民眾感受威脅,發展本土、建國及獨立等自保運動。然而,中共以港獨、分離主義的藉口來誣衊各種港人自保行動,激化香港人的身份危機。

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1997年至2015年底,有近88萬人持單程證來港。「輸入內地人才計劃」自2003年推出,至2016年初,約有八萬四千宗獲批。「優秀人才入境計劃」自2006年推出,至2016年初,有3000宗獲批,約九成為大陸人。「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自2008年推出,至2016年初,約有五萬二千人獲批,約九成為大陸人。至於2003年推出、2015年停止的「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共有四萬零四百七十八名中國公民獲批來港。單程證加上其他移民途徑,在九七之後的18年間,共有超過100萬名大陸人移入香港。大陸人移民香港的單程證及來港旅遊的簽證,是大陸部門簽發的證件,其受理、審批及簽發屬大陸當局的職權範圍。然而,《基本法》第22條規定︰「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其中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確定。」惟香港特別行政區至今並未取回基本法承諾的參與決定權。

如此龐大的移民數字,令大陸人佔香港人口超過七分之一。大陸人口在香港龐大比例,加上每年來港購物自由行旅客及日常的走私賊、特區政府偏袒大陸人的行政方式,令香港本土人無法將大陸人融合或同化。大陸人亦會保持其語言及習慣,在香港形成大陸族群,與香港本土人對立。

華人屬於文明體系(如自稱唐人)、地域觀念(如廣東人)、語言群體觀念(如客家人、潮州人、河洛人)多於血緣傳承,以華人為主的香港人的族群意識是在九七之後與大陸人的對立及衝突之中衍生的。與此同時,香港的政府部門、大學及傳媒的民意調查也不斷以香港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來催逼香港人回答,不斷公佈的數字,顯示香港人身份認同節節上升,推波助瀾之下,也令香港人意識不斷高漲。當中,以青少年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最高。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在2016年3月31日發表了「香港青少年對中國內地的觀感研究」報告。受委託的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於2015年5至6月期間,訪問了1000名15至35歲的香港青年,調查顯示當中有44.4%的受訪者自認為「香港人」,39.1%自認為「香港人,但都是中國人」,10.8%自認「中國人,但都是香港人」,而只有4.2%自認是「中國人」。顯示香港青年人對香港有強烈歸屬感,認為自己的唯一或首要身份是「香港人」者佔大多數。

Source: 陳雲《香港人手冊》23-28頁

Monday, February 03, 2014

是誰拿走了香港的市議會?

深水埗桂林夜市現場,警方與食環署採取行動,正拘捕在場準備擺賣的小販 。(MICHAEL MO 攝)

由新年夜市說起

年初一、二,香港各區夜市興旺,讓香港人重拾嘉年華式掃街的樂趣,當大家掃街掃得大呼過癮的時候,部份人不免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香港不能有一個更靈活的小販政策?年初三傍晚,正當我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FB上已經出現大批食環署人員出動掃蕩深水埗夜市的畫面。看著那畫面,又想起1999年特區政府消滅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的不光彩歷史。

香港曾經有過「市政」這個概念。自從兩個市政局被殺之後,香港就沒有了「市政」,只有官僚化的城市管理;沒有了民選市議會去討論及決定市政政策,現在只有AO主導的食環和康文兩個部門──食環所屬的政策局是食物及衛生局,康文的政策局是民政事務局。兩者的政策出發點都不是為香港發展什麼市政,而是行政上及派資源的方便。

如果有民選市政局

我不是說有了民選的市政局,就會有夜市。事實上,在80-90年代,熟食小販曾經帶來了不少市容和衛生問題,那時候市政局討論出來的小販政策都是愈來愈收緊的(可參考《沒有小販的都市》一書),不再像60-70年代般隻眼開隻眼閉。當時的政策,大致上是要把香港的城市愈來愈管理得井然有序,那包括全面取締無牌小販和各區的大笪地(夜市)、讓持有流動牌的小販慢慢流失、把露天街市的小販搬進街市大樓等等。

上述的政策有其社會背景──70-90年代是香港急速現代化的年代,各方面的城市管理也從粗放式管理變為精密管理,最明顯的例子是大型鐵路運輸配合新市鎮發展,令市民生活處處由政府及大財團安排管理,那時候的香港人覺得這才是先進,取締小販和市集的政策也是在這種思維下出現,可說是有其民意基礎。

80-90年代市政局有如此的政策,看似跟現時官僚化的食環官僚政策沒有大分別,但實際上兩個民選看市政局比起政策局主導食環康文政策有更多優點。首先,市政局會議有會議紀錄可以翻查,現在的政策局的會議紀錄不是你們可以看的,當社會對個別政策的民意有變的時候,民選的市政局議員需要回應或改變投票取向。而最重要的是,每次兩個市政局選舉時,候選人需要從區域性的層面向選民交待與市政有關的政綱,而不是像現在的區議員,看到的只是自己選區那幾條街,令市政政策有完善的可能性。

市政局標誌,另外區域市政局的標誌是綠色的洋紫荊葉圖案

1979年的市政局紋章

1995市政局比2012立法會更民主

殺局的時候,董氏政府辯稱會加強區議會涉及市政範圍的權力,也說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已經有同樣的能力。結果呢,區議會權力沒有提高,而且分開十八個區討論市政事務,一來看到的只是十幾條街範圍的事,而且那些沒有實權的區議員,根本就不是食環康文的官僚的對手。至於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也不是像兩個市政局一般是決策機構,最多只能夠要求官僚解畫,沒有改變政策的權力。

兩個市政局被殺的時候,其直選程度其實比立法會更高──1995年的市政局由32席直選和9席區議會代表組成,換句話說是1995年的市政局已經遠比2012年的立法會更接近普選,是名符其實的香港市議會。現在兩個市政局已經不存在,向市民問責的市政政策也不存在。 如果民選市政局還在,以今時今日香港社會的公民意識和對民間經濟的包容程度,理應會有一套更進步的市政政策,那可能包括對小販、夜市、墟市、大排檔有更靈活的處理。

這不叫殖民叫什麼?

消滅市政局,實際上是北京消滅香港民主選舉制度和陰乾泛民第二梯隊的陽謀,要跟這個陽謀陪葬的,就是香港市民主導市政的權利。從今時今日的角度看,殺局而不會招致十萬人包圍政府是難以想像的。可是,1999年時香港還是一個完全沒有反抗意識的前殖民地,那時候遊行有三幾千人已經算是大規模,當年泛民在立法會裡投了反對票、發言時表達不滿便完事,至於將要被殺的市政局呢,在轄下公園拉橫額宣傳民調結果支持保留,僅此而已 。

只恨當年香港人保衛市議會不力,香港失去了市政,剩下的只有官僚化的城市管理。在問為什麼我們不能有夜市的同時,大家可曾記得我們廿年前曾經擁有比現在立法會更民主的市議會?這不叫倒退叫什麼?這不叫殖民叫什麼?

Source: 庫斯克
https://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2/03/6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