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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廟街看相的檔口。 |
東方之珠為何
在過去璀璨？因為那是在英國王冠上的珍珠，王冠不見了，剩下一顆珍珠，再大再圓，也不是以前那般風光，因為不是立在王冠之上……
上世紀七十年代，大概是我讀中三的時候，算一下，該是一九七八年，冬天的一日，同學蔡嘉盛忽然提議，「大家找一日去廟街食喳咋好不好？可以再食煲仔飯。」我問：「喳咋是什麼來的？」「是南洋的糖水啊，有很多料的，又有椰汁。廟街才有得食。」我再問：「日間去可以嗎？」他說：「日間去，只能食到喳咋，夜晚才可以見到廟街的檔口的。」
為了一碗名字都是第一次聽的喳咋，幾個同學便約好了一日，傍晚從元朗搭六十八號巴士出佐敦道碼頭，在裕華國貨公司附近落車，蔡負責帶路，找到賣喳咋的檔口，大家叫了一碗，站在街外食。原來是芋頭粒、西米、麥米、綠豆、紅豆、眉豆、紅腰豆、三角豆、芸豆、豇豆、黑豆、黃豆、紅小豆、貓眼豆等混煮而成的雜豆，加上椰汁和冰糖，變成雜豆糖水。大大碗，實實淨，於少年人而言，頗可以充飢，也有滋補之用。糖水店門口寫了馬來喳咋的招牌，令我們覺得是馬來西亞的食物。喳咋就如快餐店的雜港扒飯一樣，都是流落澳門的葡國貧民之食。雜港扒飯是漢堡碎肉牛排、香腸和豬扒邊角料做餸的碟頭飯也。
之後我們在廟街閒逛，見到尼泊爾人在賣毛衣、西藏轉經輪，有頭顱骨造的法器，有好似兵器的金剛橛，大小佛像，也有金剛鈴和西藏香。他們紮辮，着傳統羊毛衣服，盤坐在街邊，前面放一張毛氈，佛教器具就放在毛氈上，他們在家鄉的市集也是這樣席地而坐做買賣吧。街道中心的一些檔口賣衣服，靠近牆壁的賣唱、靠近鐵絲網的看相算命。有靈雀占卜，紅嘴小鳥走入木箱叨出一張紙牌出來，顯示籤文，之後阿伯給小鳥一點穀米獎賞。最有趣的是在天后廟左邊的琉璃圍欄下，在燒衣紙、打小人的巫婆側邊，一個中年光頭算命先生，掛了旗號，說是「喇嘛禪師」。是藏區的喇嘛就很少是漢地的禪師啦，兩個佛門派別都學會，是非凡人了。天后廟前面，鐵絲網那邊檔口有買電影明星畫報的，李小龍最多，也有買唱碟和卡式錄音帶。買色情物品的，裸體刊物是保住膠紙的，只能看到封面，鼻煙壺的內籠有春宮畫，煙盒、打火機和煙灰盅也是赤裸女體，上電池的塑膠陽物也是，拿起來看，是香港製造的，Made in Hong Kong。電池也是香港製造的Everready永備電池。店主見到本地少年人在看春宮物，一臉冷漠。另一個多口檔主說：「上咗電，faak faak聲嘎，你嗰碌都無咁勁呀！」很多鬼佬、鬼婆遊客在逛街，金頭髮的人很多，幾個鄉野少年人合作圍攻「揩油」，小孩偶爾可以撞到鬼婆的胸脯或挨到臀，令自己恍如身在外國，心想沒錢搭飛機旅行，去廟街逛一下也是樂趣。
近八點的時候，我們就搭六十八號巴士回家，大家沒有食煲仔飯，太貴了，九龍的快餐店和麵包舖都比元朗的貴，一個星期省下的零用錢差不多用完，唯有各自回家食飯，我則用柴爐燉着的熱湯淘冷飯，加點剩菜食。
湊熱鬧，人氣旺盛
三年疫情，港人習慣早出晚歸，放工之後，夜晚車路少車，商場少人，有點似在歐洲的傍晚。然而這不是正常的生活。即使是在我旅居德國期間的小鎮哥廷根，我們住在市郊的學生宿舍，一個星期也會選一晚，通常是星期五、六晚上，幾個同學去鎮上的啤酒館和戲院、劇場之類聚集一下的，雖然彼此不相識，但在街上溜達，大家興致勃勃的，在戲院、酒吧、啤酒館、麥當勞、炸雞店和土耳其羊肉夾麵包店之間遊走，其餘的店都關門了，大家臉上掛着微笑，踏着輕快的腳步，就是課本說的群體生活，communal life，大家同在哥廷根。哥廷根有一個電話亭，有個塗鴉，寫着：「德國冷啊，幸好我們在哥廷根。」（Deutschland ist kalt. Zum glück sind wir in göttingen.）
上世紀戰後的二三十年，香港平民有夜生活，是日間辛勞工作，只有晚飯過後才有三兩個小時，看電視劇或《歡樂今宵》或去戲院看午夜場，精力旺盛或拍拖的可以去酒廊聽歌或舞廳、的士高跳舞。晚飯之後感覺有些空虛，可以落街食宵夜，與檔主或其他夜客見一下面，在街邊的小販檔觀看一下。有錢人就在酒樓、夜總會之類談生意，當年香港工廠林立，很多貿易都要在酒樓或夜總會，大家摸杯底商談。
夜市經濟學
今年所謂疫情解封之後，市民並無報復式消費，反而依然深閨，傍晚回家。近日政府，特別是陳茂波財政司，總是說要復興夜市。當然這是一個笑話，夜市只是酒樓說的晚飯市道而已，常見的講法是落夜街。名目都弄錯，怎做政府呢？
究竟夜市是什麼？我不妨唱首一九七七年的歌。是許冠英，即許冠傑的弟弟唱的《蝦妹共你》。這首歌是調寄西洋曲〈More than I can say〉：
蝦妹共你 我開親口會夾條脷
實在一睇到你就冚身爽死
發燒手震又腳痺
蝦妹共你 手拖手確係和味
落夜街雞粥炸麵認真慳皮
最興幫襯趙發記（收嗮六呀六個四）
這首歌最後一部分就是說落夜街，就是我們現在政府口中說的夜市[6]。（關於夜市的名稱，可參考筆者文章：夜市、夜街與鬼市子Aug 22, 2023 at 7:30 PM https://www.patreon.com/posts/88073793）這首歌雖然俗氣，黎彼德填的詞，但第一句說愛情的感覺相當之現實。我曾經在1993年在《開放雜誌》寫過這首歌。題目是〈香港喜劇文化——米酒中的X O〉，收入《五星級香港》這本書中。「開親口會夾條條脷，實在一睇到你就冚身爽死，發燒手震又腳痺」，這個是說愛情的癥狀。好像患了霍亂，有點像馬奎思的《霍亂時期的愛情》，南美的魔幻小說。「手拖手確係和味」，這個當然通俗了。接著是「落夜街雞粥炸麵認真慳皮，最興幫襯趙發記（收哂六呀六個四）」
什麼叫落夜街呢？白天上班，可能上到七八點的，如果加班的話。家裡又沒地方做飯，那麼只有落夜街。「雞粥炸麵」是大排檔的東西，「趙發記（收哂六呀六個四）」這個是一九七七年的物價。為什麼能落夜街呢？因為上班上得遲，又在鬧市上班。我們知道的夜市，其實也是廟街，即油麻地，或是以前深水埗北河街，周邊很多製衣廠，或者荃灣這些地方，銅鑼灣Sogo附近，那麼這是現在的夜街了，不過也沒有了。上完班很累，還落夜街，首先是吃宵夜，因為之前吃了一頓，肚餓了。年青人吃東西比睡覺更重要。然後就是手拉手約會了。大家都打工，或者在工廠上完班就落夜街吃宵夜，因為雞粥炸麵是吃不飽的，對於勞工階級來說只是宵夜。故此夜街必須要近民居或近上班的地方、鬧市。人吃完晚飯都還覺得餓要吃宵夜，而且可以落夜街不怕熱，就是說人們是年輕、年青的。當一個社會的年青人減少，首先是少了人落夜街。早睡早起的人多了，那些叫老年人。現在香港的老年人口，就是65歲以上的，佔20.5%。統計處的推算是2046年是36%。我覺得可能是接近40%，因為年輕人移民走了，年老的貪圖這裡的醫療福利，所以跑不得，也許大陸的老人，不論是香港人或是新移民的親屬，都是貪圖這裏的醫療福利所以下來的。故此，隨時在2046年，如果無大礙的話，就是沒有旺角阿伯說的宇宙大爆炸那些，起碼要超過40%。那時政府怎麼搞呢？當然不用想，因為現在政府的官都走光了，他們會在加拿大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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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一九七〇年代，中環干諾道中的平民夜總會 |
落夜街是以前香港的現象。一些人可以忍受民居或者工廠下，即在街上，有些商店擺放枱櫈。佔用公共地方便宜點，不用收租，當然要付黑社會保護費，後來叫陀地。吵吵鬧鬧，樓上的人又不介意，因為樓上的人有時下來吃東西。地上很多油漬，早上之後，但是也不介意，因為大家都奔波勞碌。此外，最重要的是什麼呢？就是那個時候的殖民政府，即英國在香港的殖民政府，是採取自由主義的統治方法。所謂自由主義就是東西不爛的，就別動它，破了才修理它就又好起來的；引進新東西，又不知道行不行，舊東西就別動它，不要拆它。另外，那些東西是所謂自古以來都在那裏的，又不知道它有什麼道理，就不要隨便碰它了。新東西、舊東西一起來，這就是自由主義的統治方法，說是經驗主義也可以的，因為自由主義的界定就很鬆散。英國統治香港是有方法的，那個方法叫做自由主義。就好似瑞士一樣，是金融中心、藥業和精密工業國家，但傳統的農業、手工藝和草藥業仍在，鄉鎮直接民主、行業公會和全民皆兵的做法仍在，現代的疊加在傳統之上，互相參考但不會彼此取代。
九七之後，香港情況不同了。為什麼現在沒有了落街閒逛看戲和食宵夜？因為居民投訴樓下吵。是哪些居民呢，大家都知道了。那些是某些區議員，或者某些地產財閥打手，奉命在輿論製造民眾之間的鬥爭，有時他們不自覺地做了人家打手。因為有這些街頭舖頭，延伸出去的座位，或者大排檔，那些地方的租值是算不到的，是政府的，或是公用的，經濟學上屬於共用品（common good或commons），。如果那裏有人佔用了，當然別人會反對，或者會容忍，彼此拉鋸之後，慢慢會形成一個均衡點。就是說他賣東西要便宜點，或者他對樓上住的人要客氣點，要不然就會給臉色他看，甚至在樓市倒水落街整蠱，慢慢就形成了一個使用共用品，使用公共空間的風俗習慣。這就讓原本用不到的地方可以在大家遷就下用得着。舖頭有時也會賒賬，食店給多一點（食物），又或者充當街坊保長的角色。譬如樓上家庭主婦不知道他那個死鬼去了哪就到樓下問大排檔老闆或員工，「知不知道那個死鬼去了哪啊」，或者「知不知道我老公去哪了」。他說「他剛才出去了」，當然是去了麻雀館之類。這叫做人情味，但當然有借有還。幫你看家人的去向，當然要你經常光顧了。難道沒光顧都幫你說嗎？這些都盡在不言中。
九七之後，當英國人走了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自由主義變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就是大有錢人有自由，普通人的自由就小很多，只有示威遊行。示威遊行就聽地產財閥或者大有錢人，有份打本給他選舉的，也許有利益給他那些議員做些沒用的示威遊行。他們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利益都來，不是私有產權的話，公共空間commons的東西，共用品的東西，就不准使用了。街道乾乾淨淨，不准擺檔。舖頭擺出一點點都不行。「你租間大點的舖吧，為什麼要找小舖頭，然後佔著街道呢？」普通人開始這樣想。又不知道你妨礙街道，你當然要賣便宜點了，要不然經過就故意踢你的東西。疫情之後，所謂疫情，二〇一九到二〇二三，三年來，除了私有產權之外，還是有一樣東西叫做網络。就是說用網路、電子交易、網路交易的方法把大部分人的錢納了進去，或者大部份人的交易痕跡納了了進去，從中取利。如果在街上用現金交收，不用八達通，那些就賺不到錢，賺不到他那個網路交易費，和監察他的資料。這些東西都做完了之後，忽然發現韭菜抽乾了，不能再生了，躺平了，自滅了。街上死氣沉沉，商店十室九空。食肆之前趕人出去，以為像乞兒地吃飯，發現現在的人、現在的乞丐不回來了。少了三成生意，晚上九點，不用到九點了，八點之後已經沒什麼客人。接著就向政府埋怨了，飲食業商會之類，說客人不見了。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盡頭。發現各種的方法去抽民脂民膏，把中小企業、打工仔女的餘額上繳到網路、交易、借債，或者外賣、網購、送貨之後，發現街上沒什麼人，為什麼啊？這不就是你們想做到那個乾淨交易嗎？接着發現如果街上整天都是這樣，也許人們整天都是這樣，那麼消費意欲不就很低？網購了就算，不會逛街去看有什麼零碎雜貨要買；不到街上吃，整天都是吃那幾味。內部消費固定了不會增長。接著就發現之前總是想打擊的灰色經濟、現金交易經濟，或是佔了公共空間commons的商販都不見了。就是說經濟活動生成的、創生的（generative）那部分，萎縮了，接著就吃驚了。現在香港政府就面臨這個問題。韭菜不能只被割、被量度、標準化，其實也要種、也要施肥。不論化肥也好，有機肥、糞尿都好，放在泥土中發酵發臭，韭菜才長得好。發酵發臭的過程，普通人不願意去看，不願意去碰那些泥，這就是生成的部分，民生經濟的部分。但新自由主義只是看它綠油油的擺在超市中，用膠袋罩著那部份就不可持續、無以為繼。問題的根源在這裏。即食利太盡，然後利益快斷了，外資少來中國，也少來香港。遊客少來中國，大幅減少。香港遊客也減少了，來的都是大陸人。今天我去尖沙咀看到奇景，看到大陸人像個遊客。平時他們在藥材舖、時裝店、名牌店亂買，今天看見他們一看見雪糕車就馬上很雀躍，接著跑去拍照，接著用幾塊錢買了個雪糕，然後在富豪雪糕車旁拍照打卡。像個遊客，但是低消費。我們忽然看到大陸人變回正常的遊客，做回遊客的東西，然而香港的經濟就開始發愁，開始不行了，惆悵了。這些都是政府自找的。
記得當年二〇〇四年本土運動的起源就在灣仔利東街，對抗舊區重建和強制收樓。當時有保育鬥爭。那條街俗稱印刷街，或者喜帖街，因為當時中環的印刷業務放在灣仔，方便政府監察，看看有沒有人印反殖民的傳單。那群保育人士發現在街上幫人雕圖章或印卡片，或者是賣一點東西的，其實跟樓上的住客，或者業主之類是打成一片的。大家會打招呼，打牙臼聊天，有時在街裡買了點東西懶得拿上樓，就放在人家的檔口，「我買了那樣東西再過來拿」，這樣是可以的。然後他們拿了一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研究美國紐約的一個neighborhood shop，就是一個鄰舍的舖頭，即街坊鋪頭，我們香港說的。它做了很多事情，幫人照顧孩子，幫人留口信，幫人收郵包，那些我們現在用各種收費服務來取代的東西。那些左翼朋友，我那些朋友，因為當時沒有大陸人來住，都還是朋友；後來我開始本土運動，就是反水貨客之後就鬧翻了。當時他們會談這套理論，和政府議論，但當然議論的結果是沒有，因為政府當時在實行新自由主義。而那群左翼朋友也不會像我剛才說公共空間和共用品的使用、人情味、灰色經濟的貢獻，另外就是這東西如何製造到香港人之間的互信，那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說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價值：信任（Trust），而這東西是資本主義社會交易或者金融城市交易很重要的，在民間灰色經濟締造了互相信任的風俗習慣，例如在紐約或巴黎，陌生人在路上握手派糖果令大家開心，那邊的人是會接受和食的，但刻下的香港就未必會。那東西在香港幾十年，從戰後社會爾虞我詐，激烈競爭，所謂「手快有、手慢無」，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公共屋邨互相信任，安定下來，雖然大家有機會仍是想移民遠走加拿大，但起碼從戰亂過了二、三十年之後，開始著地，有街坊感情了，也有一點公民榮譽（civic pride），以做香港人為榮。這些是無價寶，無價的意思是難以計算，但其實可以計算，當失去了之後大家就知道，例如國際自由度和宜居城市排名逐年下跌而影響國際投資香港之類。這才是現在討論所謂夜市經濟，或夜市問題最深層的東西。就是我們統治的哲學，由英國人的自由主義到共產黨或者港共的新自由主義所產生的問題。
從抗議到抗疫
至於表面輿論上的講法，廟街生意現在是只剩疫情前的一半，有些議員說不如尖東擺一百檔熟食檔看看怎麼樣，其他人說這樣搶低舖頭價錢，令餐館生意更差，這是其次，很表面、很沒意思的討論。有些說旺角不如整條行人區，以前因為阻礙汽車所以取消旺角行人專區。其次，比較次要的準備，不過也很少了，就是調查一下香港人在反修例運動和防疫之後的消費習慣改變。二〇一九年香港幾乎全境示威抗議，局面動盪，開始宵禁，地鐵巴士到十點就不行駛，所以街上有些夜市，但也難以維持下去。最厲害的宵禁打擊就在疫情那幾年，食肆開到七點就不准開，准許開到八點已經是皇恩大赦，好開心了。很多舖頭，可能大家不是很記得了，到六點、七點就趕緊關門，要食就快點食，外賣要快點餐，好似戰亂來臨。由二〇一九玩到二〇二三年初，玩了四年，宵禁打擊令夜晚消費，不是說街頭那些夜市，而是店舖或商場，有沒有人行呢，很少了，那四年的打擊令很多社會行為改變。
接着一樣東西就可能很多人都沒發現的，就是很多人回深圳吃東西，回深圳的夜市，深圳有些舖頭是模仿香港的。為什麼這麼多人回去呢？很多人說人民幣便宜了這樣。那麼我一個解釋呢，可能是大家意想不到的。那就是因為國安法在香港實施得成功，和教育得成功。人們發現在香港要低頭，或者不能罵共產黨。百忍成金之後，不如回大陸了。在香港不罵共產黨不罵政府不說港獨，那麼大陸不也一樣，那麼香港和大陸有什麼分別呢？另外大陸只是便宜點，只是過關收一筆比較貴的火車費而已。所以我一向主張香港政府取消羅湖過關火車的額外費用。不可能這麼短的車途，粉嶺去上水，上水去羅湖，那個距離差不多，粉嶺去上水收三、四元，我記憶之中那個價錢，為什麼去羅湖收十幾塊，這不就不合理嗎？當然我在開玩笑，政府鐵路虧損，賺錢的過關票價當然是不會減的。但其實有一個意外的是港區國安法在心態上令港人接受大灣區融合，的確做到共產黨想要的，就是香港和大陸愈來愈像，那麼人們就回大陸消費，買東西、玩，剪頭髮、上健身室，或者飲食娛樂。食品安全不管了，因為香港現在也不很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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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菜園村最後一次抗議，新春胡士托。 |
這個就是我以前在菜園村抗爭運動，因為要建高鐵所以拆菜園村。二〇一一年二月的新年，菜園村被拆毀，鄧小樺叫我做些新春揮春或者門聯貼在村內被毀掉的屋，舉辦新春胡士托音樂會。我擬了很多，其中有一個是「全國一盤棋，攬住一齊死」。現在我們看見這個景象終於出現。當然，死的又不到我們，香港遲早有人接收。在這裡吞聲忍氣，學下理論，深化一下思維，令自己精靈一點，明白事理一點。別說自己沒權力就別想這些東西，別想什麼灰色經濟啊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怎麼樣，港英統治香港的時候為什麼風生水起。這些道理是要想得明白的，因為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知識就是力量。傅柯（Michel Foucault）說的，直是權力產生知識（power is knowledge）。同一道理，知識會產生權力。
我一貫在這三十年內在香港做的輿論工作也是讓普通人，別說低下層，普通人沒什麼機會去想政治哲學或者統治系統的思想，多點知識，自然權力就會在自己手上，掌握到自己命運，令自己思想更加通達、更加快樂。《六祖壇經·般若品》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世間的煩惱和厭倦，正是修行的資糧啊，離開世間的紛擾去尋覓菩提智慧，就如在兔子的頭上找角一樣。降生於俗世，修行不能離開世俗的知識和看透。這些都想不明、都不通達，就不用指望什麼空性、什麼禪定了。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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