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婚不育是窮人的最後堡壘！財團為了削弱工人的抵抗，可以去到幾盡？

 

圖、來自網上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期間，工業資本家的核心議題，除了工業原料和銷貨市場之外，就是如何駕馭工人：如何驅使匠人和農人去城市打工，但又要去除匠人和農人的鄉下蠻性和地域親族支援，籠絡和弱化工人以供使用？

資本家的做法是：人的成長力量和鬥爭力量來自家庭親族，更來自家庭親族締結的地域社群支援，拆散城市工人的鄉下聯繫，兼併甚至充公他們在鄉下的田產，將他們原有的鄉間田園大家庭變成城市樓房核心家庭，滲透他們的城市工會，最終用性別和族群議題來打散他們的家庭和工會，令他們成為孤立的人、原子化的人（atomised people）。在馬克思構思工人階級工會運動的年代，資本家的議程依然在城鄉拆散的階段，仍未去到用性別議題拆散工人家庭支援和用移民族群議題來拆解本地族群工會勢力的階段。故此，性別議題和移民議題是窮人面對的全新議題！

我們是最後一代，不必致謝！人口減少是因為婚姻減少。不婚不育，是明智決定，更是被逼如此。工作碎片化、收入不穩定、性別充滿分化鬥爭的年代，婚姻給予安全感和人生軌道預期的作用減少。女子嫁人望高處，男子娶妻望穩定，當男人愈來愈難做個男人，女人愈來愈難做個女人的時候——婚姻的意義已經消失，變成負擔和虐待。

二戰之後為了削弱男性工人的叫價力和鬥爭力，女權被締造出來，而女權是more equal的權，不是equal的權（因為自居弱勢而受到特別的社會注視、資源偏向和NGO組織維護。例如政府有婦女委員會而不會有男人委員會，少數族裔和新移民的情況也是一樣，有較多的關注和維護。），初期的幾十年還可以忍讓度過，但接近二千年——四五十年之後，男人想忍讓也沒有能力了，因為薪金被男女平權搶薄了，而一九九〇年代的全球移民策略之後，男人的薪金被移民而來的異族群搶薄了，工會運動也被族群議題分化了。各種數碼技術令一般人的開支大增，男人的一份工資連養活自己都好勉強，要壓縮慾望來生存，資本家開懷大笑，賺取人類有史以來做大的錢。

然後呢？婚姻減少、生育減少。生產力不能被AI取代，而消費力愈來愈弱，連地產樓房的信貸都成問題了。

資本家可以改造工匠和小農，將他們變成受薪工人，可以驅趕主婦出來工作，可以從亞非拉和中東國家引入新移民來本國工作，但最終的問題，現在攤平在這裡：不婚不育，社會組織潰敗。

用智能手機？數碼監控社會？AI生產流程？Aliens（外星人）？管用嗎？

其他的，在其他地方講。

後記：

香港的單一收入家庭（one-income family）難以存在，因為無祖傳的根基，日本韓國可以。其實是毋須強調男女平等的，在古代直至中世紀，女人（主婦）依然是財政主力，在歐洲的貴族女人掌握文墨多於男人（要做武士），沒有刻意吹捧男女平等的時候，各自發揮個人適應力而達到家庭的最適分工合作（optimal mutual help）狀態。

政府用立法來提倡男女平等，其實是要削弱家庭，令工人失去家庭親族支援的鬥爭力。

精細而言，因為女性的感情傾向和懷孕產子的情況令她們容易做感情聯繫、親族聯繫和鄰舍聯繫，故此政府立法提倡男女平等之後，女性毋須服從夫家的親族而依然附於女家，甚至拉扯丈夫也跟隨她的親族朋友網絡，故此男人被扔回母系社會的奴役狀態，但母系社會原是怎樣呢：男人四處留情，拋妻棄子而女人親族負擔供養家庭的。可惜，男女的平等是令女人變得更加equal，故此生活在現在母系的男人依然要繼續供養妻子。這就將男性工人的家庭支援和抵抗力削弱了。

香港是因為難民社會，不像日韓，無田產根基，地產剝削厲害，故此香港比起其他日韓社會更低生育率，達到全球最低。

政府締造的安全社會和潔癖管理、潔癖市容，苛刻執行反煙、反垃圾的罰款，令男性源自演化而來的叛逆行為受到過分約束，很多人陷於抑鬱，如果女性在女權論、港女論、有樓有高潮論、高富帥論更為不寬容和不溫柔，那麼香港男人莫說是結婚，連結交女友，約炮交媾，甚至看AV打飛機的興趣也失去了。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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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現代化失敗，無法處理首次面臨的全球經濟衰退：以恆大地產由有限公司變成無限負責為例

恒大地產的董事長許家印，好像家產用之不竭，他被政府逼迫，要用身家性命來負責一間在海外註冊的有限公司，以免對外的美元債務出現債息支付危機，令到中國金融產品遭到國際拋售。中共原本是放任恆大倒閉，堅決不救，借恆大來試驗一下中共遭受經濟衰退的壓力測試，也順便將中國的債務危機輸出，效法2008年美國任由雷曼兄弟債券倒閉，奈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出聲要中共救恆大，不能向世界輸出中國的債務危機，於是中共一聲令下，有限公司變無限公司。

習近平不惜違反有限公司的原則，布林肯講一句不容恆大債息違約，習近平就包攬了恆大的國際支付；拜登在11月16日講一句，中國必須釋出石油儲備來平抑油價，中國翌日就準備拍賣，這兩件事可以見到中共不能脫離全球貿易秩序和金融秩序來生存，所謂鎖國只是國安式防疫象徵式做的。香港也是一樣，摩根大通的總裁11月15日要來香港視察業務，港府絕不敢依照防疫條例扣押他二十一日檢疫。

習近平可以欺負日本的軟銀，用他管轄的「網絡信息辦公室（網信辦）」來肆意批評騰訊、阿里巴巴和滴滴出行，令網絡巨企的股價下挫，令阿里巴巴、拼多多、京東三大電商巨頭在年初至6月損失3萬億美元，幾乎是中國GDP的18%，日本軟銀的創辦人孫正義二十多年投資中國網絡企業的利潤，化為泡影，單單是阿里巴巴就令孫正義損失35億美元。這是習近平版本的「殺人三千，自損一萬」（正常是「殺人一萬，自損三千」）。然而，習近平遇到美國就投降了。恆大是有限公司，但在美國退休金等機構投資者的期望之中，他們投資恆大和其他中國私人企業的股票和債券，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中資巨企有國家包底，不會倒閉或違約，於是傾囊投資，而且獲得巨利，一旦習近平想斬纜，任由恆大倒閉，美國國務卿就出頭了，要中共負擔責任。於是，恆大老闆許家印變賣股票、樓房、汽車公司（恆大房車寶），在11月17日合共向公司注入70億元人民幣，連私藏的藝術品都要抵押賣出來支付債息。

美國要中國自己背負垃圾債券，不能輸出國外

聯邦儲備局（Federal Reserve System，FED）警告，中國房地產市場面臨壓力，恐對美國金融系統造成風險。聯儲局11月8日在半年一度的「金融穩定報告」（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指出，鑑於中國經濟金融系統規模以及跟各國的連繫，預測中國面臨金融壓力，恐降低投資者意欲，進而縮緊全球金融市場，從而影響美國。報告稱，在這樣的環境下，對於槓桿機構祭出監管措施，恐對債台高築的企業造成壓力，尤其是房地產，近來爆發債務危機的恒大集團就是一例。中國高收益債券大部分由地產商發行。《華爾街日報》11月8日報導，恒大集團今夏爆發的信用危機，已蔓延至多家內房企業，9月初迄今已有至少四家同業的美元債違約。佳兆業集團11月初宣布未如期兌付一項理財商品，該公司及三家子公司的香港掛牌股票隔天隨即暫停交易，恐重演恒大債務危機。追蹤中國垃圾債的「ICE美銀指數」，11月5日殖利率（dividend yield，殖利率飛漲暗示違約風險極高）突破25%、為2009年3月以來首見，逼近全球爆發金融海嘯時的最高峰，週一又跳升至26.6%。高盛估計，中國垃圾債發行商目前還有1,970億美元的未償美元債務。加計債息後，「ICE美銀指數」年初迄今總報酬為-28%，是2008年以來最糟。

美國為了自保，看來會用中美貿易關稅威脅、美國帶頭抵制2022冬奧問題、美國促成台灣主權實然化和能源危機和氣候協定的碳排放懲罰等手段，威逼中共吞回地產垃圾債券的惡果。

中共首次面臨全球衰退，死在制度落後於形勢

經濟大蕭條是考驗一國的資本主義管治能力的。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大蕭條之中，德國、日本和中國都過不了關，但美國過關了（儘管是靠主導二次世界大戰來過關）。美國在2020年3月由特朗普政府佈置的2020/21年疫情式經濟衰退，帶來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從未面對過的全球衰退危機，而這種危機，是中共曾經預備過的，但被習近平一手摧毀了。

資本主義就是實現產權交易的自由，令到產權落在最可增值的人的手上。其中必須要有limited liability（有限責任）才可以交易產權，國家投入資本主義，也必須將國家的可以捉摸的部分（tangible part，即是政府）變成limited liability。國家的其他不可捉摸的部分（intangible part），如建國神話、宗教、文藝、美術、浪漫等，變成產生desire的來源，變成源源不絕地提供需求（demand）的來源。投入金融資本主義，有頗多先設條件，目的都是為了令政府脫身：

一、獨立的法治和悠久的司法傳統：不是說法治可靠，而是司法判斷在制度上要脫離政府。令政府脫身。悠久的司法傳統，可以令法官及訴訟者引述悠久的釋法和案例來為自己的獨斷脫身。

二、政黨輪替的民主制度：令執政黨可以代理不同的國民經濟學思想和財團對民眾的利益，在衰退的時候輪替，換人上來對付之前的制度食利者。目的是令引起衰退的政府元首和執政黨可以脫身。美國共和黨總統特朗普換上民主黨總統拜登，恰好遇上經濟衰退，這是巧妙的制度安排。

三、同類形的國家結盟：將繁榮和衰退互相分擔，也製造繁榮和衰退起始點和總結的不同時間點，攤分了財富和痛苦，令一國的政府脫身。例如2008年9月的雷曼債券危機倒閉，令到大量買入高息債券的冰島政府破產，之後被逼接受IMF貸款及加入歐盟。

當然，政府輪替和國家脫身之後，不會輪替也不必脫身的是大財團，所謂深層政府。現在的美國網絡巨企（如社交媒體和阿瑪遜網購）甚至代理了部分國家在市場的調節和執法功能，力可敵國。政黨的輪替是令到這些財團在輪替期間的政策轉換吃盡繁榮期和衰落期的利益。繁榮期是巨企的新產業獲大利，中小企獲小利；衰落期是巨企吞併周轉不靈的中小企獲大利。

習近平準確地犯下了經濟上的瀰天大錯

習近平在上述三者都是開倒車。他用個人獨裁取代集體領導，破壞了第一項。他在香港倒退民主選舉，令美國對中共死了心，破壞了第二項。他得罪了原本的貿易盟友（如澳洲），結盟的都是一帶一路的烏合之眾，無法分擔經濟危機，反而對中國倒戈相向。

習近平最錯的，是殺下了培養了二十幾年的中國網絡巨企，令到中國在衰退期間本來可以給大財團做壟斷整合和產業轉型的機會沒有了，也令到投資在這些巨企的日本和美國機構投資者對於中國經濟可以利益均霑的期望落空了。這不單是喪失外來投資這麼簡單，而是喪失了資本主義榮衰週期的分擔對象啊。

中國在習近平大權獨攬而又死不認錯而且錯完又錯的三大難之下，中國的繁榮有美國和列強分攤，中國的衰退，美國和列強可以脫身甚至產業鏈「脫鉤中國」而得利。歸根到底，是習近平破壞了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期間定下的祖宗三大法：黨內集體領導和輪班退休、外交上低調、向美國和好。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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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為塑造、DNA普查及身體重構來馴服平民——令窮人必輸的監視式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

 

在以色列，接種疫苗死亡的人數比起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的人數要高四十倍，當中，政府用法律撇除疫苗的醫療責任並否認死因，並且用fact check來排擠所有質疑疫苗的媒體報導。而疫苗在某些國家（如巴西）造成新的感染個案飆升，令抗疫工作沒完沒了。在熱衷接種疫苗的以色列，六十五歲以上的人，有0.2%在兩劑疫苗的三個星期內死亡，比率是十萬人之中的200個，而在接種之前，每十萬個感染新冠病毒-2019的人，只有4.91人死亡，即是無疫苗的狀態下，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只有0.00491%。輝瑞疫苗在過去五個星期的接種，令超過四十倍的人感染病毒而死，在抵抗力較好的年輕人之間，死亡率提高了二百六十倍。由於政府要求有接種疫苗的證明才可以進入公共場所，輝瑞的疫苗會得到更多銷售。

由於新冠病毒的毒性太低，故此醫學界很早斷定是無法有疫苗的，也不需要有，即使做了出來也要十幾年之後，這本來是去年年初的主流意見，但各國的藥廠用電腦模擬人類機體反應，即使在人體試驗期間打死人，也加快推出疫苗，目的不是醫學那麼簡單。

全球政府忽然聯手要全民為了毫無殺傷力的新冠病毒來檢疫及注射疫苗，顯然是權貴階級集團、深層國家（你叫它做什麼名字都可）的計謀，有幾個預設的後果：

一、延長抗疫期的暴政，締造新常態的接受，用群眾威脅來馴服人民：持續引發新冠病毒感染，令防疫措施可以延長多一年，從2020年3月到2022年3月作用，完成兩年的防疫監察部署，爭取足夠的時間馴服人民和改變人民的生活習慣及價值觀，例如願意為了荒唐的瘟疫衛生理由而在群眾壓力之下覺得交出私隱是無所謂的，例如鼓勵平民互相為了極為無聊的原因而互相監察和報警，令軍警成為不可質疑的秩序維護者。

二、製造次人類（sub-human），在細胞內馴服貧民：削弱天然抵抗力，令人民依賴醫藥推薦：有些疫苗採用病毒減活方式，有些採取減低免疫力抵抗的方式，總之令到人工注射入體內的covid-19病毒不會在短期內發大病及死人。原先，禁止群聚及戴口罩稀釋吸入的病毒濃度，是可以達致這種既感染了但不發病而且達到免疫力的效果的，但為何又要改變方法呢？須知道，疫苗是干擾人體免疫反應的，長遠而言，如果被要求反複接種來取得通行證，人體的DNA會被改變，而最終將人類遠古的神秘性質抹去，人類變成不大過敏、不會有特殊浪漫豪情、不過覺得宇宙有上帝、山川有神靈的現代人，這種現代人會好似螞蟻蜜蜂那樣馴服及合群，聽從政府的法令，變成次人（sub-human），而那些不會打針或打假針扮嘢（如英國王室）的精英和權貴，就擁有真實的人類能力，平民百姓變得難以挑戰他們。在工業革命之後，只有精英富豪擁有宗族、莊園、妻妾和生育眾多、廟宇和奴僕，而且食用天然有機食物，飲礦泉水，住在污染較少的環境，有私人銀行和隱秘交易服務。至於一般人，則成為一夫一妻的核心小家庭而且生育減少、丟失莊園田地、食用化學食物、飲用加氟加氯的自來水（削弱天眼部分的松果腺體及抵抗力）、廣泛採用平民銀行服務及電子交易，但由於貧民具備同一套的基因甚至更為優良的基因（基於強姦、濫交和偷情），故此個別貧民依然可以脫穎而出。現在借助全民普遍檢測來抽取DNA圖譜，可以查出優秀的人加以採摘或去除，之後將全部貧民打針和削弱他們的叛逆力。之後，用大數據的預測和群眾行為壓力來將人類自動化（automate humans ）。自動化的社會，絕不是機械人的廣泛應用，而是大部分的人類好似機械人那樣可以馴服、奉獻和指令消費，供政府及財團剝削和勞役。

我在Patreon的文章及牛年開運的第二章講過，世界經濟論壇的大重設，是要改造資本主義。目前在防疫的消費狀態及工作狀態改變之後，財團身家暴漲，從團體外賣、uber叫車、遠端工作、郵購、遙距授課及公共服務網上視像化之後，財團掌握人民的行為大數據，可以計算及預測到平民的行為和喜好。雖然個別的才學和差異是財團或政府永遠無法掌握的，但小群組的行為已經可以較為準確推測（網絡談話監察、GPS定位、街道人群流動、電子交易、用電量監察等），令個別的天才和革命者難以隱秘地找到自己的合作夥伴，這可以堵塞革命動亂，也可以杜絕或盜竊商業創意活動。資本主義過去承諾的冒險精神、企業開創精神及機會平等，將很快消失。

我們陷入暴政，總是由於貧民的愚昧，多於精英的聰明。愚昧的原因不是智力不足，而是道德有虧。因無德而高傲，因無德而依仗法令而陷害窮人，因高傲、偽善而愚昧者而有行動力，窮人就是這樣被資本家打下來的，非常之有成本效益。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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