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需要雜質，生活更需要雜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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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在面書寫過一則短文，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人不計較城市污糟邋遢，因為大家的生活各有目標，努力求上進，路邊的垃圾、野草野花，野狗野貓和老鼠，都是看一眼就繼續前進。偶然有人投訴，市政局來清掃一下，之後多數故態復萌。同道讀了帖文，告訴我法國大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巴黎的抑鬱》散文詩集，當中有寫十九世紀中葉巴黎的乞丐、窮人、妓女和藏污納垢的街巷，讀到詩人的憂鬱，但更多讀到的是巴黎的人間煙火和生機處處。

直至一九九九年，在沙田市中心的屋苑平日有很多雜樹和灌木，生長茂盛，也引來野貓躲藏。我和妻子在飯後都會將食不完的魚剝肉，混合剩飯拿到平台餵貓。偶然遇到一些人放下貓罐頭，也用膠碗盛水給貓飲。在沙田公園靠近文化博物館那邊，一列黃蟬灌木之間，也躲藏了些野貓，晚上也有女士拿貓糧放在膠碗上餵食。

我在藝術發展局做研究總監的時候，曾參加政府的旅遊研討會，有幾個局長、旅遊協會（今改組為旅遊發展局）和多國的文化領事出席，當中我最記得的是澳洲領事的發言，他說香港務必保留那些無法一眼看透的舊街景，垃圾也不要掃得太乾淨。很多外國旅客來到拍照，就喜歡地上有一堆垃圾、破木、紙箱之類做背景，顯示他們來到電影看過的香港。

那是香港興旺的年代，大家不會將紀律和努力放在外邊，而多是放在自己身上，努力讀書、賺錢、投資或好似我這樣，為社會做評論；報紙雜誌的評論和電視台諷刺時弊的短劇很多，市民犯不著自己出口去指責。即使是二〇〇三年沙士之後的所謂清潔運動，也是高官表演一輪掃街洗地之後煙消雲散。轉折點大概是在假疫情伴隨的經濟衰退之後，很多人忽然批評市容污穢、雜亂，要求政府清潔和整頓；二〇一九年之後的政壇消隱，也令報紙電台評論銷聲匿跡，小民唯有自己出聲指指點點。

一九六〇年至二〇一九年的大約三十年，是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有安定工作，而且穩定升遷或累計利潤的年代。人人都感受到勤勞有報酬、靈活會發達的朝氣，這就是階級流動性的社區效應。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拉吉·傑迪（Raj Chetty）與團隊的最新研究，社區中的成年人是否有穩定工作，影響小孩的上進心。這份涵蓋全美數百萬人、發表於二〇二四 年的長期追蹤研究發現：小孩是否能實現向上流動，關鍵不在於他爸媽是否有工作，而是社區裡其他成年人是否有工作，潛移默化之下，小孩對未來有憧憬。這個研究，間接引證了香港三十年繁榮期的社會風氣，港人一般有同情心，也有社會責任感，但對於那些離奇現象或污穢環境比較寬容和看得開。

在社會充滿雜質和例外的時候，人們的幹勁和活力充沛，因為拼發鬥志和創造力是需要雜質的，古人叫披沙揀金，在沙子裏面揀出金粒。（此成語在唐朝首有記載。唐代劉知幾《史通·直書》：「然則歷考前史，征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我高中的時候買過《愛恩斯坦傳》的中譯本來讀，發現愛恩斯坦最有創造力的時候，是在家庭瑣事煩惱、小孩在身邊團團轉的時候。當然，這也可以說他有驚人的專注力。最近我讀到一篇科學論文的摘要，才知道人類出生的時候，大腦並無空白一片，等待新世界的刻印，而是充滿各種密集的神經網路，在見到世界的時候便快速篩選連結，成為適應新日子的人。人類的決心和創造力，除了生活上要排除萬難之外，在腦袋裏也要排除萬難，從眾多的雜亂訊息之中理出一片網絡或一條活路來。

這可以間接推論，過於整潔的環境或人生經歷，無法激發鬥志或創造力，因為你無從判斷是否適合你，事情或主意是好是壞。適度的整潔是應該的，例如家庭的過道不能有絆倒人的障礙，工作的工具要隨手取得，但過分追求整潔，也許只是顯示你每日只是在守成，在打卡返工放工，或者在守住層樓收租，人生再沒事情要奮鬥或創造了。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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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露營預約收費，敗壞香港一貫默許的自然進入權（Right to Access to Nature）

 

圖一、政府擬立法引入野外紮營預約及收費制度

港府及秦民終於忍受不到所謂「亂象」，要動香港的郊野公園及沙灘的自由進入權，說要預約和收費才可以紮營進入某些景色區！我在《香港文化政策（中卷）》（此書已被香港公共圖書館查禁！）詳細以產權經濟學論述過，陽光、沙灘、郊野及街道等，屬於產權公有的共用財（common goods），不能用登記、預約，更不能用收費制度來破壞人民甚至人類的進入權（right to access）。露營擁擠引起衛生及妨礙公益問題，要用執法懲罰來處理，而不能輕易打破自由進入權的缺口，令香港變成祖國大陸和台灣地區那種積習難返的公園進入收費、自然景區進入收費的陷阱！一旦進入陷阱，後患無窮！

我提醒各位，這個缺口一旦打破，香港郊野公園和自然保護區從此失守！某些人有錢付費就可以進入，之後就有更多權力去「享用」原先人人平權的自然界！而我認為全香港並無人願意妥善從理論上解決這個問題，更不要說執行。如果要執行，那麼香港的自然界就要安裝鋼鐵圍欄、門口落鐵閘、設置密集的監視鏡頭和嘟卡拍二維碼，而這是對大自然最大的侮辱！侮辱上帝的自然產物是彌天大罪（如果大家心裡仍存有造物主的敬意），後果我不敢說。

經濟學也有講政府收取進入某些園區的費用，以免過度使用被破壞，這是common goods被過度消耗的租值消散理論。香港未到這個地步，用既定法律開罰款單對付擁擠和環境污染就可以。例如擁擠的時候勸諭額外的來客有污染環境及製造滋擾之虞，否則開出罰單。

圖二、居英港人回憶露營偶遇總督伉儷並合照留念

我上述是基於公益及香港的前提，略述其大概。香港的經濟已經行到末路，正如日本的工業經濟行到末路一樣，故此高市早苗內閣要致力復興日本文化、保護日本人口的純正和保護日本的人文和自然環境，不惜放棄新移民帶來的新勞動力。香港也該猛然醒覺，大陸人來香港紮營和行山，正是由於香港有開埠近二百年來默許的right to access to nature（你看麥理浩總督與普通港人在山野相遇的合照就知道），我們的同胞欣賞我們，而他們在祖國大陸上沒有的！

香港的海岸線及登山必經之路，絕大多數列為公共使用，香港也好少好似美國那樣容許富豪購買離島或沙灘私用，也絕少容許私人碼頭，這就是香港默許的right to access to nature。關於這一點，我是在政府總部工作期間的時候學到的，現在的官署怎麼忘記了？在英國居住的朋友也體會到，即使是私人的牧場，遇到必經之道，也要有一個容許自由開關的簡單鐵欄，既可以擋住羊群，給予郊遊者自由進出的權利，這就是right to access to nature。在北歐國家，有明文法律，在英國就沒有，香港也沒有，但這些普通法地區是用慣例來擬定的，不用立法。

（按：修訂今日的面書帖文，粗體字是帖文沒有的。）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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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安全帶，問題意識何在？立法議會在立法懲罰之前有考慮過嗎？

 

圖一、希臘神話中，奧德修斯射穿十二斧眼。圖片來源：網絡

強制安全帶的法例昨日停止執行了。安全帶的鬧劇，如大埔宏福苑的大火災一樣，都是連串的不利因素，由於官員層層把關疏忽，這些不利因素串聯起來，形成災難。宏福苑是防火圍網不及格、窗口用發泡膠圍封、七座大廈一齊做外牆裝修、冬天風高物燥、風向有利大火傳播、防火警鐘關閉及消防水喉停水（消防署拒絕深圳救兵等因素不算入），七個因素串聯，才會釀成大火災。假如，當日風向是由山吹向海，只有一兩座大廈遭殃。

這就好似荷馬的希臘史詩《奧德賽》（Homer's The Odyssey）在《奧德賽》中，奧德修斯（Odysseus）離開以色加（Ithaca）太久，回來的時候門衛都辨認不到，唯有射術來證明自己是國王。他拉弓射箭，射穿十二把斧頭的孔來證明自己是國王。

安全帶法例也是行政災難，好彩只是引起阿伯打架和安全帶困乘客兩件小事，沒有釀成大災。這行政災難要貫串這些因素才可以形成：律政署起草法例，提交立法會審議的時候，職員並未講清楚執行日期及執行限制是在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或之後的新登記巴士，即是說，法例初期只是備用，可以宣傳但不必執行。這是必須向議會講解清楚的。其次，議員審議漫不經心。其三，法例生效之前政府要宣傳，但負責宣傳的部門並未有法律顧問去審閱法例。其四、宣傳之後，未有傳媒或關注團體去審閱法例。其五，法例生效之後，群情洶湧，政府高官振振有詞，部門上下無人去審閱法例。五個因素貫串起來，才發生這宗鬧劇。

政府和傳媒全班人好似被鬼迷。這與宏福苑大火災的情況相似，是香港失運的徵兆。

圖二、巴士陳伯的煩惱。圖片來源：網上，TVB新聞截圖

安全帶事件，我日前在本欄寫了法學原則，之後老政客陳婉嫻和前議員江玉歡連環說破此法例。

今日中午，我在面書寫了鹹濕論政的帖文，嘲諷一下：

香港強制巴士乘客戴安全帶的法例其實沒有錯，法例規定只能在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或之後登記的新巴士。政府在草擬法例的時候是考慮到現行的巴士是不適宜強制配戴安全帶的，因為巴士必須預留空間給予乘客活動，才可以強制執行，否則就會插入其他乘客不方便但或者也很期待被插入的地方。而靠窗的乘客如要落車，必須先請側邊乘客鬆開安全帶，前面也要預留空間，否則很容易觀音坐蓮，起碼玩它幾分鐘，趕不及落車。

綁了安全帶，打鐘落車有困難，故此新巴士必須將鐘安裝在前面椅背，不必站立就可以打鐘。

此外，也要顧及社會公義：政府立例不能忽略企位乘客的安全而不給予保障，故此預設的新登記巴士，必定是禁止企位的，也不會有雙層巴士，避免上落樓梯離開安全帶的保護太久。

一句話：為了執行新法例，巴士公司必須重新訂製為此目標而建造（purpose-built）的新巴士！模樣類似豪華版的、加大的小巴，四十座位以內。錢從何來？當然是政府巨資補貼。巴士的載客量減少了，巴士公司的收入減少，除了加價之外，也要政府補貼票價。

如此周到的法例的立法原意，居然沒被議員留意，也沒被政府推廣的人留意，居然埋沒了。你說可惜不可惜？

附錄：新聞提要

巴士強制配帶安全帶的新法規爭議不斷，前立法會議員江玉歡於一月二十九日晚上發文，質疑根據法例的行文，巴士強制配帶安全帶的罰則，只適於今年 1 月 25 日、即法例生效後才首次登記的巴士，根本不適用於絕大部分現行的巴士。

運輸及物流局長陳美寶一月三十日下午見記者，承認徵詢律政司法律意見後，安全帶法例法律條文「技術上不足」，「未能完全反映立法原意」，為「清晰起見」，會盡快安排首先刪除有關條文，「即係話，令目前唔會有法定要求乘客喺乘客專營巴士上邊配帶安全帶。」

陳美寶又指，會在完善相關法律條文後，徵詢立法會再推出。

陳美寶整個見記者的過程約十分鐘，但她多次被問到會否為失誤致歉均無回應，至於她所指會「盡快」刪除條文即需時多欠，她都無回應。

Source: 陳雲

https://www.patreon.com/posts/ba-shi-quan-dai-149563559

強制安全帶，問題意識何在？立法議會在立法懲罰之前有考慮過嗎？

 

為什麼香港土地公陳雲這次不極力反對巴士強制戴安全帶？此乃是次安全帶爭議之中，最為神秘的地方！

去年，我曾經一力反對過膠袋徵費，拍片三次及寫公開帖文十幾次，並得到全國僑聯的前領導加入反對陣營而令事情告吹。今年一月二十五日，強制安全帶來了，我除了傳閱一些嘲諷的帖文和新聞，並無公開大力反對。原因有二：首先，我不想政府又針對我。其次，我知道此法無法執行。膠袋徵費是籌劃了用政府垃圾袋來執行的，故此必須反對。強制戴安全帶，需要大量執法人員來巡查，阻礙巴士運行，故此執法力量不大。法不治眾之下，人民會鬆懈對待，結果變成自願戴安全帶。

為了與大家鍛煉一下腦筋，這裡不妨與各位一齊思考一下，政府憑什麼強制巴士乘客戴安全帶，否則罰款五千元及監禁三個月（最高刑罰）？

強制佩戴安全帶的公義原則及法學考慮

假若我在議會，遇到這種立法，我思考的法學原則如下：

一、首先，要調查外地和香港的實際情況。目前各地的安全帶強制都是限於跨境巴士，有企位的市內巴士是自願戴上安全帶（如設有）而並非強制。香港原先也是限於無企位的小巴才強制佩戴。各國的理由是跨境巴士容易發生意外，故此強制安全帶，但罰則並無香港之重。

二、此事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cs）在於，安全帶是保障有座位的乘客，那邊沒座位的企位乘客，政府是否放棄保護，各安天命呢？有否座位，視乎上站的地點和時間，那麼於不利的地點和不利的時間上車的人，是否放棄保護呢？這就是安全帶強制與否最深刻的公義原則：那就是如果政府要保護乘客，就全部一體保護，不能放棄企位的乘客。基於這潛藏的法學原則（各地政府未必這樣辯論過而我相信是無），各地的市內巴士只會鼓勵戴安全帶而不能立法強制。故此，我在去年十月二十五日於面書公開呼籲一次，如果要強制安全帶，巴士必須廢除企位！（帖文見本文附錄）當然，我不會將法學的道理講出來！這是極為昂貴的學術機密。

安全帶的問題，討論完畢。

（從上述的討論，大家會知道，為何深層國家絕對不會允許陳雲進入立法議會，因為我會提升民智，不利於豪強和財閥剝削勞苦大眾。我在辯論採用的道理，不限於階級鬥爭，而是源自古希臘邏輯學的、普遍性的理性。）

附錄：陳雲呼籲取消巴士企位的公開帖文

陳雲：星期日講道。巴士要扣安全帶之後，大大增加了皮膚、汗液和口涎的傳染病傳播的機會。小巴也是。有無醫學團體夠膽——我說是夠膽！！！！！！！！！！——去化驗一下這些公用交通工具的安全帶的含菌量和（如有）消毒情況所帶來的化學感染？

是哪一屆立法會通過這些法例的？當然估計是有泛民在內的一屆。

為什麼立法不是限制在危險座位（如前面沒有座位防護有事直接飛出）而是遍及所有座位呢？貪方便嗎？或預設了只是危險座位的乘客知機自己扣安全帶而其他可以隨意選擇嗎？

此外，為了安全，請立法取消巴士的企位，好似小巴那樣，坐夠人就開車！

不超度。

（閱讀智力門檻：智人）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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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5-10-26 11:54 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pfbid0zyddDyVN9ehvtX2foNrg7FduRyr6qg2qzrAmRgsSCphsLWDAZ68QUV95seBce81jl

Incorporating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into water procurement could deliver better outcomes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to improve procurement processes in such a way that could have saved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while keeping water quality irreproachably high – all while keeping due diligence costs low,” writes Basel Kim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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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best bosses I ever had would, if something went wrong, calmly analyse what led to the error, and then, without pointing fingers, figure out how to prevent the mistake from happening again. Every failure was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improve.

This photo shows a warehouse in Yuen Long, where thousands of bottles of drinking water linked to a scandal-hit government contract are stored, on August 20, 2025. Photo: Kyle Lam/HKFP.

I am not inclined to call the recent errors in water procurement a “scandal.” Chief Executive John Lee’s description of the Government Logistics Department’s “failure to do its job” seems fairer.

Yes, avoidable mistakes were made, but to err is human, and I don’t see anything particularly scandalous about being human. 

It’s more constructive to see what can be learned to prevent similar issues from arising in the future. The Audit Commission is grinding through that process now.

And in the spirit of constructive feedback, I do see an opportunity to improve procurement processes in such a way that could have saved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while keeping water quality irreproachably high – all while keeping due diligence costs low.

Here’s the trick: incorporate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into the procurement process.

We know that as of today, cost and value-for-money ar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selecting a new supplier. What if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are also baked in right at the start?

Bottled water is trucked from water plants, so carbon emissions are embedded in transportation. The water bottles also generate large amounts of waste: the plastic carboys themselves are reused but not infinitely, and the plastic seals on the carboys contribute even more to the waste footprint.

If we could identify a source of water that avoids all that carbon and waste, while maintaining water quality and taste, surely that should count for something? And if it were cost-competitive, that should make it a top contender.

Let me introduce a high-quality, very affordable, great-tasting water supplier: Hong Kong’s tap water. Not only does it tick the boxes for cost and quality, but due diligence should also be easy.

The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enjoys the imprimatur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hich, I would hope, holds some water during the government’s due diligence process.

I know many Hongkongers flinch at the thought of drinking water straight from the tap. Some of this is a legacy from the days when corroding pipes in older buildings would make the water appear an unappealing rusty colour.

But modern buildings use better pipes, so that really isn’t an issue today. Many Hongkongers still boil or filter their tap water before consuming it. Strictly speaking, this is unnecessary from a water quality perspective, but if an extra filtration step makes people feel more comfortable, sure, why not?

If civil servants in government buildings really blanch at the thought of drinking water straight from the tap, perhaps the procurement process could have considered installing and maintaining water filters instead of trucking in bottled water. 

I’m not saying all this to provide an advertorial for the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or to besmirch the reputation of bottled water suppliers.

Rather, I’m suggesting that if, right at the start of the supplier selection process, the questions “How much CO₂ is emitted? How much waste will be generated?” had been asked, then perhaps the problem of how to hydrate thirsty civil servants might have been solved with a higher quality, cheaper, and – as a cherry on top –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outcome.

Every failure is a learning opportunity. I hope that in this case, the procurement department, whether in government or in the private sector, can learn that incorporating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into decision-making may even result in higher-quality procurement at lower cost.

Source: Basel Kimani

https://hongkongfp.com/2025/09/06/hong-kong-govt-should-incorporate-environmental-costs-into-drinking-water-procurement-process/

如果由國師陳雲處理阿伯兩元搭車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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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做法是積極一面（pro-active side），如果六十歲以上用樂悠卡搭車的人，在非繁忙時段搭車搭船，可以享有一元的進一步優惠。

做完。

兩元搭車是鼓勵老人出來遊覽、社交和跨區購物，促進健康和減低家庭開支之用，也補貼了公共交通，如果用獎勵措施令他們散開在不同時段搭車，那麼公共交通的載客量得到最優化的使用，一來是環保，二來是令沒有優惠的通勤一族消了怨氣，不再埋怨阿伯阿婆在繁忙時段來逼車。

至於cut那些六十至六十五歲那群人的兩元搭車，是毫無意義的，只是節省五億元至十億元，但在老人醫療開支增加和老人消費減小的效益抵消了有餘，得不償失。

在經濟衰退、財政赤字但又面臨消費萎縮和對政府管治的信心減低的目前情況，最重要的除了平衡預算之外，是要提振社會士氣和團結感，故此我上述的做法是切合時弊的。

Pro-active的政府措施，是我在政府總部工作期間，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政府的思維，現在丟失了。那群官員，也隨著董伯下台而各散東西，當初一群政界、商界、學界精英結合的統治思想，除了我偶然提起之外，媒體和輿論也不見了。香港之落寞，由此而起。我之所以被泛民左膠戲稱為國師，是我仍記得當年一群橫跨港英殖民地與中國特區年代的精英的做事方法吧。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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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月台上的的時鐘

 

圖一、香港鐵路車站月台的方形時鐘。

本年三月，港島線及觀塘線多個車站，車站月台上方的方形鐘消失了。後來港鐵回覆傳媒查詢，說港鐵與Rado公司的合約完結，加上缺乏零件替換，於是索性將雷達鐘拆除。這些陪伴香港人四十五年的時鐘將陸續退役，鐵路公司會探討某些時鐘可否保留作展覽用途，並說於車站大堂和月台設置乘客資訊顯示屏，可顯示時間、天氣等資訊。

現在的傳媒，不敢窮追猛打了，例如電郵或致電去雷達錶的瑞士總部問下內情，所謂合約終結，是港鐵啟動終結還是瑞士錶行啟動的呢？如果是港鐵付錢，明明有錢賺而且可以宣傳，看來不會主動終止合約吧。要保留方形時鐘，仍可以請錶行專門做零件，那些零件不是什麼高技術，可以在取得授權之後在中國大陸訂做的，一切事在人為。故此我估計是港鐵自己終止合約，節省金錢，而且數碼化，覺得那個高掛在月台上的模擬時鐘（analog clock）是舊時代的產物，跳字鐘才是合乎潮流。第三個可能，就是港鐵索取雷達錶的宣傳費過高，防疫三年之後 ，鐘錶在香港的銷路下跌，不如終止合約算了。

圖二、天文台的網上時鐘

港鐵說現在的訊息報告板，已經有數碼跳字顯示時間，是否足夠呢？我們看天文台的天文時鐘在網站顯示，也是模擬時鐘，數碼字在圓形的時鐘下方，不顯眼的。雖然數碼跳字可以顯示到秒之後的小數位，但我們的時間觀念，都是圓形的模擬鐘顯示的全面。比如圖中顯示的下午三點四十三分，可以在視覺上察覺到很多額外信息，如還有十七分鐘到四點，過了三點半已經十三分鐘了，我五點就要下班回家了，今天從九點起到現在，都沒做過什麼正經事，一日又白過了。鐘面的十二分的，每十五分鐘一個大刻度，每五分鐘一個小刻度。這些都是潛移默化的時間觀念。

火車站上的時間顯示，如果只是數碼跳字，過分清楚的顯示，給人的是焦慮感和無明、混沌。乘客很多時候都有手錶或電話可以知道時間，他們什麼時候看月台上的鐘呢？是沒耐性等候的時候，或者是火車誤點的時候，那個時候，乘客需要一個模擬的圓形鐘面，給他們許多的心理計算和感情遐想。「哎呀，我的手錶也許不能做準，但月台的官方時鐘就顯示他們火車誤點了嘛」！「都過了一個刻度，十五分鐘了，該死的火車還未來啊！」這就是圓形鐘面的意思。

圖三、德國鐵路（Deutsche Bahn，DB）的月台時鐘，德文有專有名詞，稱為鐵路時鐘（Bahnuhr）

香港天文台還在鐘面寫了香港時間是標準時間加八小時，下面還有天文台的標誌和中英文名稱。鐘面有空間放入企業或機構的訊息，有宣傳和裝飾效果。故此歐洲國家的鐵路局，都有自己的鐵路鐘。筆者曾經旅居五年多的德國，火車站和月台的鐘，稱為鐵路鐘，德文是Bahnuhr，Bahn是軌，Uhr是鐘。德國鐵路鐘的設計簡潔（見圖三），只有黑紅兩色，白色是背景。刻度和時針、分針都是黑色方格形，秒針帶有圓形，而且逐漸變細（tapering），與時針和秒針區別，也與黑色的軸心圓釘呼應，鐘面既對稱又有不規則，頗為耐看，鐘面只有線條，沒有數字，是德國工業設計的傑作。比對之下，香港天文台網站的鐘面從用色和線條，可謂凌亂不堪。天文台的標誌是雙風眼颱風，也是凶兆。

圖四、德國鐵路公司網店售賣的腕錶

設計好看的德國或瑞士鐵路鐘，都在鐵路商店售賣（見圖四），滿足火車迷的愛好，也宣傳了企業形象。

香港的鐵路公司，是一家以取得政府土地之後售賣車站上蓋物業和租出車站商場為主要盈利的運輸公司，靠運輸收費是要賠本的。車站月台的雷達錶說要解除合約了，少了個麻煩，求之不得啊。他們只是口說捨不得，其實是除之而後快。

圖五、港鐵告別車站鐘的廣告

香港的鐵路公司不會想到，火車鐘已經陪伴了香港人四十五年，為什麼不與雷達錶公司商議一下，容許鐵路公司使用其設計，在鐘面放上港鐵的標誌呢？又或者將以前九廣鐵路的瑞士國鐵鐘恢復呢？也談不上恢復，因為瑞士國鐵鐘在去年依然留在東鐵的月台的，今年才開始陸續拆除。

圖六、原九廣鐵路公司（KCR）留下的鐵路鐘。由瑞士國鐵（Mondaine）設計。紅色秒針運行一圈大約係 58 秒，然後短暫停留在12 點位置直至分針轉動，這設計有助令列車準時開出。圖片來源：面書Crown Hour 專頁

他們應該從無此想，廣告說new memories begin，我們懷緬之後，向前走了，move on了，去舊迎新了。我們舉辦過破地獄儀式了，悼念了，釋懷了，你也不用再計較了。這就是香港在浮華過去之後，今後難以延續經營的原因吧。這也是中國在滿清之後，去舊迎新的進步主義幽靈，伸展到了小香港了吧。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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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官三箴言

 

圖、1899年3月19日，滿清廣東補用道、大貪官王存善（左二）受兩廣總督譚鍾麟委派到香港，與殖民地總登記官兼撫華道駱克（左三）簽訂《香港英新租界合同》。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在香港藝術發展局任職期間，認識上司林志釗，聽聞他講述的殖民官三箴言，我奉之為為官處事的規條。林的洋名是Albert Lam，粵語諧音，成了他的渾號——牛白腩。他曾是民政署長、市政總署署長及香港駐倫敦辦事處專員，二千年前夕，在取消市政局的時候，他為特區政府撰寫過研究報告，並出席公眾論壇，一度惹來罵名。

他在二〇〇一年出任藝術發展局的行政總裁，是我的上司。不時講述他做官的技巧，例如如何打點末代總督彭定康出巡的街坊關係。他說第一圈的街坊都是民政署篩選過的，不會令總督尷尬。曾任市政總署署長的林志釗、陳達文都是我在藝術發展局的上司，我去了民政局之後，同事謝祥安是民政局長的新聞主任，謝以前也是彭定康總督的新聞主任，可謂經驗老到。

殖民官三箴言。第一，是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Ain’t 是isn’t的俗話。這官箴容易理解，就是運行得好地地的東西，不用修理它，不要沒事找事做。做官是看管事情而不是做事情，是奉旨懶惰，薪水就是買怕了你，請你不要亂說亂動。

不必派兵救援，本官自有分數

第二，是Don’t turn the stones of the garden。不要亂翻花園的石頭，好奇心不是這樣用的。石頭下面有蚯蚓和蟲，翻起了石頭就要處置他們。他們被石頭壓死，不關你的事，你翻起石頭而他們見光而死，就關你的事。實質而言，是指不要干擾低下層的生活，也不要打擾富豪的謀財之道，由得他們，得過且過。

第三條極為深奧，也是保命之用。是殖民官在山番地區有時會遇到叛亂、起義之類，往倫敦發電報或打電話，就要這樣講：The natives are revoting.  But things are under control. 土著在叛變，但情勢在控制之中。意思是說，土著叛變常有，不必派員來視察，也不必派救兵來，我自有分數。

派兵鎮壓、派專員視察之後，當然會挑出殖民官的毛病來的，即使不挑出毛病，也是治理失職。故此只需要匯報，不必增援。那麼真的火燒衙門怎辦呢？走人囉。殖民統治是不義的，被土人趕走不是什麼怪異的事情。殖民政府走了還是會回來的，因為土人不知如何治理殖民地的制度。

套在香港的情況，二〇一四年的佔領中環，梁振英是輕描淡寫，自行處理。二〇一九年的泛民叛變，二〇二〇年的假瘟疫，林鄭月娥是大張旗鼓，北上求援。結果兩人都無法連任，但對香港的傷害，後者為大。二十三年之後，香港變成新深圳，由林鄭氏始。

補充︰

箴︰粵語針。箴本義為一種縫衣用的工具，即後世之針。 箴是竹製的針，後來使用金屬製針，故字又作針。箴可以用來刺肌體而達到治病的目的，引申出告誡、規勸義。 又引申為一種內容以規勸、告誡為主的文體。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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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氣展覽，雙方不歡而散

圖一、原創藝術家Joann要求展覽停辦

日前我評論過中環的吹氣展覽，豈料事情急轉直下。

《Yahoo新聞》專訪了亞美尼亞的藝術家 Joann，她「不喜歡」展品的效果，認為展品「醜怪」、比例欠佳，打燈令效果更醜。她又向《Yahoo新聞》表示，不喜歡自己的名字出現在這醜陋的展覽上，指這概念屬於她的，要求主辦方停辦展覽。

《中環夏誌》由私人機構 Culture Venue Management（CVM） 主辦及出資的非牟利活動，並非政府項目及受政府資助，但該機構之前有領取政府盛事基金的資助來做展覽。CVM知悉藝術家的意見之後，認為展品傳了給她，已得到她同意，故此如舊展出。

主辦者在得知市民厭惡金字塔變成綠色之後，已改為紫色，證明他們知道不妙，到了原創藝術家出言反對，卻不商議改善或取消，反而堅持展出。雖然合約已經買了概念的版權，但效果和評論不好，便需要改善，這是尊重藝術家意願，二來是尊重公共空間，不能明知被認為醜陋也一意孤行。

雖然是私人出資，在公共空間放置藝術是要顧及美感和評論的，這是香港很多商家不屑去理解的地方，以為是私人出資就可以我行我素。而主辦者的美學知識，更是不敢恭維，例如說展品放什麼顏色都有人批評，而白色代表優雅純潔。

有美學常理的都知道，白色顯出優雅純潔，要看放在什麼場合和素材，放在婚紗或會議桌是可以的，但放在豎起的石碑狀的吹氣柱體，就似西洋墓碑。本來，原創藝術家有意見，合理的公關做法是商議之後，請她來港看看，與民眾見面交談，之後就地改動展覽，這樣就不必自己挨罵，也許只是支出十萬元以內的經費就可以辦妥，可惜，香港的商界就喜歡用最醜陋的方式處理這藝術爭議。

圖二、主辦者堅持照舊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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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徵費評論與的士牌照回購芻議——官民互動的美好經歷

 

圖、垃圾徵費擱置的經過。

昨日在面書和會員區寫的文章，是新聞引起的，後來與朋友網上談話，於是寫了篇短帖文，引來各方網友評論，之後我回應和編輯帖文，使它成為周詳可行的建議。這是網上做的審議式民主，雖然只是民間做的，也有若干的民意代表程度。

這不禁令我回憶起當年在政府做民政和文化工作時候的美妙經歷。當年是第一屆特區政府，江澤民做總書記，給予香港極大的自治權，會見董建華特首的時候，大家坐在沙發，會後有公開記者會，接受質詢，規格一如接見外賓。

當年我在民政局，政府知道一時無法擴大直接選舉，唯有做民主的內容工作，於是中央政策組向香港大學的陳祖為博士請益，採用他建議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做法，將改革的議題公開諮詢，開社區論壇（類似美國的town hall meeting）、寫報紙文章和網上帖文來收集意見，之後變成合理和可行的建議。審議式民主不是代議制民主（由選出的議員代理民意），也不是直接民主（全民公投），而是給予民眾足夠的資訊和議題刺激之後，吸納民意和編輯為政策意見。這本來是議員辦公室和傳媒可以做到的，但它們比較有政黨利益和媒體的時事焦點限制，前者不夠全面，後者不夠持久，故此政府做的、或委託民意公司做的審議式民意研究，是必須的工作。

這種做法，我離開政府之後，在公共利益攸關的議題，也會在網上發文或報紙寫文之後轉貼網上，收集意見和回應，之後修訂出合理和可行的建議。本土運動、城邦論，乃至最近的垃圾徵費評論，都是成功的例子。

垃圾政府評論，我先是在網上發表有立場、有議題焦點和若干煽情的意見，評論垃圾徵費和走塑，先後播出三段短片，從政治、事宜和保護本國經濟的立場來評論垃圾徵費：

 一、垃圾徵費培育國民意識，港獨議員（朱凱迪）一度全力出擊，2024年1月23日

二、環保思想已經過時，垃圾徵費妨礙復甦，2024年3月8日

三、環保是先進國家的產品換代戰略，香港要跟人玩垃圾徵費嗎？2024年3月14日

其中，一月二十三日的第一條片是最尖銳的：為什麼香港要先於祖國大陸推行如此激烈的垃圾徵費呢（北京只是略為試驗）？為什麼港獨議員朱凱迪如此用心推動呢？為什麼台灣這麼標榜自己有垃圾徵費呢？垃圾徵費與建立獨立國民意識有什麼關係呢？

隨後，很多網友和面書專頁不斷探討這些議題和發表意見，開始揭露很多環保團體是收了政府經費來做循環回收，也有網友拍照證實所謂回收也是丟進一般垃圾車運到堆填區而已。四月，政府推出試行計劃，令民眾親身經歷政策轉變之後的利弊，之後收集意見。

四月八日，第十屆中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在明報發表文章，認為垃圾徵費是激進泛民提議的，不應該跟從。他的四點回應之中的頭兩點，很多是我三條短片的議論：

//其一，備受爭議的垃圾收費當年由激進反對派提出（他們當中部分人還在監獄裏），是上屆政府在泛政治化環保的高壓下訂出的政策，從一開始就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其二，先行先試的亂象反映香港社會還沒準備好，現階段不適宜推行垃圾收費；建議政府在試行期結束後重新考慮是否將其押後或完全停止，最重要是盡快擱置有關爭議。若任由垃圾收費爭議耗費社會精力，干擾政府聚精會神謀發展，並不符合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期望，相信也不是中央希望見到的局面，因這不符合中央的希望和要求。

三，政府擱置的是垃圾收費爭議，不是環保大原則。香港要堅決擺脫環保道德綁架，下決心走一條符合香港實際的環保與發展的可行之道。第一步應先做好回收工作，在其取得全面認可和成功後再採取其他措施。//

盧文端的評論是合理的，特別是他說香港要堅決擺脫環保道德綁架，據傳他也是習近平主席的朋友，但未能證實。如此，大致垃圾徵費計劃就收檔了。

整個垃圾徵費的網上討論，令民眾醒覺環保業務的money line和國際商業的鬥爭，大家是愛護環境的，但不是用立法強制和強逼產品換代的方式。這可以算是一場有意義的審議式民主，即使在港區國安法和二十三條立法之後，也可以進行，而且官民互動、香港地方與中央的港區民意代表互動，在民眾得到更多資訊和試行計劃的親身經歷之後，取得合乎香港整體利益的政策決定——擱置垃圾徵費計劃，令香港避過一劫。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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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把握機會回購的士牌照

 

圖、的士牌照價格大跌。

的士牌照價格在經濟衰退及網約車流行之下大跌，我認為是政府回購的士牌及改革香港的士的大好時機。

的士牌賣斷，是港府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陋政（詳見時任運輸署助理署長黎敦義（Denis Bray）的回憶錄《歷變中的香港》(Hong Kong Metamorphesis)。筆者在書評中介紹過，詳見拙作《讀破萬卷書》），之後變成炒賣、抵押、尋租、境外投資，私人市場控制之的士車租成為增加行駛的士的額外開支、最大開支，令的士司機和乘客都是怨聲載道。政府發現的士牌奇貨可居之後，也慨嘆當初一時做錯，後悔莫及。然而，隨著香港經濟膨脹，掩蓋了這個劣政。現在經濟衰退，加上網約車的出現，劣政的弊端顯示出來了。

的士是香港老、大、難的問題，但現在網約車出現，反而是個改革的良機，政府不能坐視不理，的士持牌人更不能錯失良機。

隧道、電台牌照、巴士專營權這些公共財也不會賣斷啦，為什麼的士牌賣斷呢？

經濟衰退，正是改革公共政策、令公共服務轉型的良機。政府用現在市面較低的價錢，與的士商會及持牌人商議之後，用一個flat price收購的士牌，之後按年租出，是先付出一筆錢，但後來庫房有持續之的士牌費的經常性收入，除笨有精。做法好似收購舊樓一樣，依照商議得出的共識，只要60%或80%持牌人願意賣出，就可以推出租出的士牌，初步是續回幾多就推出幾多，不願意賣回給政府的持牌人可以照舊出車。這可以維持產權持有人的自由選擇使用，但加快新政策推出。

由於政府持有的士牌費出租的巨額收入，是stakeholder，故此不會好似現在這樣偏袒或放任網約車。的士費用也可依照市道而調節，只要政府減低出租牌費，的士就可以減價，適應衰退。

如果用租出，的士從業員依照年資而繳交一年、兩年或三年牌費，而且規定不能轉讓或再出租，就沒得炒賣。之後續牌，按照司機年資、有否犯規而續牌，行駛不足，出更不足也不能續牌，或只發出一年。

回購牌照，是轉型正義的做法，尊重的士持牌人的產權，是右翼做法，回購之後採取牌費調節，逐步將香港的士費用降低，促進旅遊業和照顧民生，是左翼做法。只要政府採取英式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的做法，可以減低政策轉變的震盪，也可逐個擊破的士持牌集團的抵抗壁壘。

按照營收情況調整牌費或增發牌照。如此，的士就可以與網約車平衡存在，給予市民高度私隱的、無智能電話障礙的搭車選擇，特別適合香港的老年社會以及海外遊客使用。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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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經濟學

佛法經濟學。的士牌賣斷，是港府在五六十年代的陋政，之後變成炒賣、抵押、尋租、境外投資，私人市場控制之的士車租成為增加行駛的士的額外開支、最大開支，令的士司機和乘客都是怨聲載道。政府發現的士牌奇貨可居之後，也慨嘆當初一時做錯，後悔莫及。然而，隨著香港經濟膨脹，掩蓋了這個劣政。現在經濟衰退，加上網約車的出現，劣政的弊端顯示出來了。

的士是香港老、大、難的問題，但現在網約車出現，反而是個改革的良機，政府不能坐視不理，的士持牌人更不能錯失良機。

隧道、電台牌照、巴士專營權這些公共財也不會賣斷啦，為什麼的士牌賣斷呢？

政府用現在的價錢，與的士商會及持牌人商議之後，用一個flat price收購的士牌，之後按年租出，是先付出一筆錢，但後來庫房有持續之的士牌費的經常性收入，除笨有精。做法好似收購舊樓一樣，依照商議得出的共識，只要60%或80%持牌人願意賣出，就可以推出租出的士牌，初步是續回幾多就推出幾多，不願意賣回給政府的持牌人可以照舊出車。這可以維持產權持有人的自由選擇使用，但加快新政策推出。

由於政府持有的士牌費出租的巨額收入，是stakeholder，故此不會好似現在這樣偏袒或放任網約車。的士費用也可依照市道而調節，只要政府減低出租牌費，的士就可以減價，適應衰退。

如果用租出，的士從業員依照年資而繳交一年、兩年或三年牌費，而且規定不能轉讓或再出租，就沒得炒賣。之後續牌，按照司機年資、有否犯規而續牌，行駛不足，出更不足也不能續牌，或只發出一年。

按照營收情況調整牌費或增發牌照。如此，的士就可以與網約車平衡存在，給予市民高度私隱的、無智能電話障礙的搭車選擇，特別適合香港的老年社會以及海外遊客使用。

阿彌陀佛。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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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猛龍過江，港府顏面盡失

圖一、美斯出事時序圖。圖片來源：明報。

立春之日，九運開始，美斯在當日奚落港府，香港可以衰幾多年？今日，同道告訴我一宗舊事。一九六六年Beatles 披頭四樂隊應邀去菲律賓表演兩場，菲律賓盛大其事，給予紅地毯迎接，仿如接待王室，然而樂隊冷待馬可斯夫人及其三名子女，不出席總統夫人的迎賓晚宴，馬尼拉日報報導之後，菲律賓有人起哄，在樂隊離開菲律賓之際追打他們，令經理人受傷。事緣經理人被菲律賓當局通知要繳納當地娛樂稅，然而合約寫明是當地接待結構負責的，這也是一向樂隊演出的慣例，故此樂隊不悅，不出席總統夫人晚宴。[1]

結果，菲國被約翰連儂（John Lennon）批為瘋人院，以後不會再去。菲律賓自此成為國際明星卻步之地，直到近十年美軍基地重開之後，才有海外頂級明星演出，但事隔超過四十年。

美斯出生於阿根廷，年幼時曾經到西班牙自治州加泰隆尼亞受訓，本人反共，他在二〇一七曾經簽名照片要送給劉曉波，可惜劉已經冤死獄中，無法轉達。[2] 是次他來香港，一路展示高傲和不屑的面目，不與球迷揮手，就是要奚落港府。另有同道給我面書的片段，證明美斯在領獎的時候刻意繞到隊友後方，避開與港官握手。[3] 美斯本人內向，但不高傲，是次來港的表現，頗有國際政治的反共含義，也給予正籌備訂立二十三條國安法例的港府一個下馬威。國際邁亞密球隊在共和黨州，故此球隊也難免有反共意識，C朗拿度早前去深圳比賽又是說腳痛而不出席。

美斯來港的公開場合，全程目無表情，今日到達日本，即刻展露微笑，可見來港是要奚落港府。[4]

至於港府的做法，是典型的小吏作風，就是威脅收回一千多萬元補貼，但主辦機構已說不稀罕。至於文化體育局長說對方連上台說話都不講，就不在合約之內。合約說只要球員受傷就不必出席，沒寫受傷要幾時之前通知和善後做法。這些都是合約的疏忽之處，為何有這種疏忽的合約呢？是因為疫情期間政府要邀請盛事來港，於是將「M品牌」的申請門檻降低了。[5]

問題正正在與港府的補貼和官員借助補貼之名義來握手叨光啊！如果政府仍有足總之類接待，就是旁觀者，不關事。這些都是港府具體而微地干預民間的文化體育事務，而至國際社會甚至深層國家可以借機會奚落和踐踏香港。這就是自作自受！

附錄：共產中文

這件事，正正說明了孔子說的「 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

為什麼要稱呼主辦機構做「主辦方」？主辦方就是任何一方、《西遊記》的何方神聖、《封神榜》的方外之人。如果你認為自己仍是中國人，就該自動自覺識得感受自己的語言。在中文，方字的字源是刀鋒，方字是有針對性的偏義的[6]，如方術、方國、方士、藥方、一方大員、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之類。

在英國管治香港的時候，我們稱主辦者做主辦機構，如果具備半官方規模，成為主辦當局，如果是新公司，稱為主辦者、主辦公司、主辦單位，絕對不會稱為主辦方的。

稱為主辦方。是有針對性的，是準備打官司，就是控方、辯方，根本就不是準備合作的，才叫主辦方。[7]

[1] How The Beatles nearly got banned from the Philippines. Far Out Magazine. 13 November 2022. https://faroutmagazine.co.uk/the-beatles-banned-philippines/?fbclid=IwAR2ODc1Xi_tsdRoxMd4N7jbRII4mZu0gmmDGMuoo_fn6WDA0dR3g_glbaf0

[2] 來不及看到的相片 梅西曾贈劉曉波親筆簽名照   中央社 2022年12月19日 https://tw.news.yahoo.com/%E4%BE%86%E4%B8%8D%E5%8F%8A%E7%9C%8B%E5%88%B0%E7%9A%84%E7%9B%B8%E7%89%87-%E6%A2%85%E8%A5%BF%E6%9B%BE%E8%B4%88%E5%8A%89%E6%9B%89%E6%B3%A2%E8%A6%AA%E7%AD%86%E7%B0%BD%E5%90%8D%E7%85%A7-042838264.html

[3] https://www.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159996629991938&id=543236937&mibextid=WC7FNe

[4] 球王港日差別待遇？美斯木無表情離港　抵達日本即露微笑 香港01 2024-02-05 21:44 https://www.hk01.com/article/988270?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5] https://www.facebook.com/winbigwok/posts/pfbid0TFUKQBYu5gdwAuqY9ihg7SfsMbhGMVvjw4vcN59juG6fredKtqrTJtMqFaPw3eFsl

[6] 方字的字源的傳統說法是並體船，另說是耦耕的農具耒，引申為地方、方形、方正等意思。《說文新證》：甲骨文從「刀」，從「一」或「𫡃」形，金文以下皆承此二形。或釋為象架上懸刀形，象耒、柄等，俱無確證。裘錫圭以為甲骨「亡」字象刀之鋒芒，「方」則為「亡」分化字。https://zi.tools/zi/%E6%96%B9

[7] 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pfbid0d57S7JFMTXYTxcctuwhqwV7Mc6o2sW3Su5vnQqNrrg8DXe3JNR4a8H7Z4cDvcRvHl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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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夜街

圖一、廟街看相的檔口。

東方之珠為何在過去璀璨？因為那是在英國王冠上的珍珠，王冠不見了，剩下一顆珍珠，再大再圓，也不是以前那般風光，因為不是立在王冠之上……

上世紀七十年代，大概是我讀中三的時候，算一下，該是一九七八年，冬天的一日，同學蔡嘉盛忽然提議，「大家找一日去廟街食喳咋好不好？可以再食煲仔飯。」我問：「喳咋是什麼來的？」「是南洋的糖水啊，有很多料的，又有椰汁。廟街才有得食。」我再問：「日間去可以嗎？」他說：「日間去，只能食到喳咋，夜晚才可以見到廟街的檔口的。」

為了一碗名字都是第一次聽的喳咋，幾個同學便約好了一日，傍晚從元朗搭六十八號巴士出佐敦道碼頭，在裕華國貨公司附近落車，蔡負責帶路，找到賣喳咋的檔口，大家叫了一碗，站在街外食。原來是芋頭粒、西米、麥米、綠豆、紅豆、眉豆、紅腰豆、三角豆、芸豆、豇豆、黑豆、黃豆、紅小豆、貓眼豆等混煮而成的雜豆，加上椰汁和冰糖，變成雜豆糖水。大大碗，實實淨，於少年人而言，頗可以充飢，也有滋補之用。糖水店門口寫了馬來喳咋的招牌，令我們覺得是馬來西亞的食物。喳咋就如快餐店的雜港扒飯一樣，都是流落澳門的葡國貧民之食。雜港扒飯是漢堡碎肉牛排、香腸和豬扒邊角料做餸的碟頭飯也。

之後我們在廟街閒逛，見到尼泊爾人在賣毛衣、西藏轉經輪，有頭顱骨造的法器，有好似兵器的金剛橛，大小佛像，也有金剛鈴和西藏香。他們紮辮，着傳統羊毛衣服，盤坐在街邊，前面放一張毛氈，佛教器具就放在毛氈上，他們在家鄉的市集也是這樣席地而坐做買賣吧。街道中心的一些檔口賣衣服，靠近牆壁的賣唱、靠近鐵絲網的看相算命。有靈雀占卜，紅嘴小鳥走入木箱叨出一張紙牌出來，顯示籤文，之後阿伯給小鳥一點穀米獎賞。最有趣的是在天后廟左邊的琉璃圍欄下，在燒衣紙、打小人的巫婆側邊，一個中年光頭算命先生，掛了旗號，說是「喇嘛禪師」。是藏區的喇嘛就很少是漢地的禪師啦，兩個佛門派別都學會，是非凡人了。天后廟前面，鐵絲網那邊檔口有買電影明星畫報的，李小龍最多，也有買唱碟和卡式錄音帶。買色情物品的，裸體刊物是保住膠紙的，只能看到封面，鼻煙壺的內籠有春宮畫，煙盒、打火機和煙灰盅也是赤裸女體，上電池的塑膠陽物也是，拿起來看，是香港製造的，Made in Hong Kong。電池也是香港製造的Everready永備電池。店主見到本地少年人在看春宮物，一臉冷漠。另一個多口檔主說：「上咗電，faak faak聲嘎，你嗰碌都無咁勁呀！」很多鬼佬、鬼婆遊客在逛街，金頭髮的人很多，幾個鄉野少年人合作圍攻「揩油」，小孩偶爾可以撞到鬼婆的胸脯或挨到臀，令自己恍如身在外國，心想沒錢搭飛機旅行，去廟街逛一下也是樂趣。

近八點的時候，我們就搭六十八號巴士回家，大家沒有食煲仔飯，太貴了，九龍的快餐店和麵包舖都比元朗的貴，一個星期省下的零用錢差不多用完，唯有各自回家食飯，我則用柴爐燉着的熱湯淘冷飯，加點剩菜食。

湊熱鬧，人氣旺盛

三年疫情，港人習慣早出晚歸，放工之後，夜晚車路少車，商場少人，有點似在歐洲的傍晚。然而這不是正常的生活。即使是在我旅居德國期間的小鎮哥廷根，我們住在市郊的學生宿舍，一個星期也會選一晚，通常是星期五、六晚上，幾個同學去鎮上的啤酒館和戲院、劇場之類聚集一下的，雖然彼此不相識，但在街上溜達，大家興致勃勃的，在戲院、酒吧、啤酒館、麥當勞、炸雞店和土耳其羊肉夾麵包店之間遊走，其餘的店都關門了，大家臉上掛着微笑，踏着輕快的腳步，就是課本說的群體生活，communal life，大家同在哥廷根。哥廷根有一個電話亭，有個塗鴉，寫着：「德國冷啊，幸好我們在哥廷根。」（Deutschland ist kalt. Zum glück sind wir in göttingen.）

上世紀戰後的二三十年，香港平民有夜生活，是日間辛勞工作，只有晚飯過後才有三兩個小時，看電視劇或《歡樂今宵》或去戲院看午夜場，精力旺盛或拍拖的可以去酒廊聽歌或舞廳、的士高跳舞。晚飯之後感覺有些空虛，可以落街食宵夜，與檔主或其他夜客見一下面，在街邊的小販檔觀看一下。有錢人就在酒樓、夜總會之類談生意，當年香港工廠林立，很多貿易都要在酒樓或夜總會，大家摸杯底商談。

夜市經濟學

今年所謂疫情解封之後，市民並無報復式消費，反而依然深閨，傍晚回家。近日政府，特別是陳茂波財政司，總是說要復興夜市。當然這是一個笑話，夜市只是酒樓說的晚飯市道而已，常見的講法是落夜街。名目都弄錯，怎做政府呢？

究竟夜市是什麼？我不妨唱首一九七七年的歌。是許冠英，即許冠傑的弟弟唱的《蝦妹共你》。這首歌是調寄西洋曲〈More than I can say〉：

蝦妹共你 我開親口會夾條脷

實在一睇到你就冚身爽死

發燒手震又腳痺

蝦妹共你 手拖手確係和味

落夜街雞粥炸麵認真慳皮

最興幫襯趙發記（收嗮六呀六個四）

這首歌最後一部分就是說落夜街，就是我們現在政府口中說的夜市[6]。（關於夜市的名稱，可參考筆者文章：夜市、夜街與鬼市子Aug 22, 2023 at 7:30 PM https://www.patreon.com/posts/88073793）這首歌雖然俗氣，黎彼德填的詞，但第一句說愛情的感覺相當之現實。我曾經在1993年在《開放雜誌》寫過這首歌。題目是〈香港喜劇文化——米酒中的X O〉，收入《五星級香港》這本書中。「開親口會夾條條脷，實在一睇到你就冚身爽死，發燒手震又腳痺」，這個是說愛情的癥狀。好像患了霍亂，有點像馬奎思的《霍亂時期的愛情》，南美的魔幻小說。「手拖手確係和味」，這個當然通俗了。接著是「落夜街雞粥炸麵認真慳皮，最興幫襯趙發記（收哂六呀六個四）」

什麼叫落夜街呢？白天上班，可能上到七八點的，如果加班的話。家裡又沒地方做飯，那麼只有落夜街。「雞粥炸麵」是大排檔的東西，「趙發記（收哂六呀六個四）」這個是一九七七年的物價。為什麼能落夜街呢？因為上班上得遲，又在鬧市上班。我們知道的夜市，其實也是廟街，即油麻地，或是以前深水埗北河街，周邊很多製衣廠，或者荃灣這些地方，銅鑼灣Sogo附近，那麼這是現在的夜街了，不過也沒有了。上完班很累，還落夜街，首先是吃宵夜，因為之前吃了一頓，肚餓了。年青人吃東西比睡覺更重要。然後就是手拉手約會了。大家都打工，或者在工廠上完班就落夜街吃宵夜，因為雞粥炸麵是吃不飽的，對於勞工階級來說只是宵夜。故此夜街必須要近民居或近上班的地方、鬧市。人吃完晚飯都還覺得餓要吃宵夜，而且可以落夜街不怕熱，就是說人們是年輕、年青的。當一個社會的年青人減少，首先是少了人落夜街。早睡早起的人多了，那些叫老年人。現在香港的老年人口，就是65歲以上的，佔20.5%。統計處的推算是2046年是36%。我覺得可能是接近40%，因為年輕人移民走了，年老的貪圖這裡的醫療福利，所以跑不得，也許大陸的老人，不論是香港人或是新移民的親屬，都是貪圖這裏的醫療福利所以下來的。故此，隨時在2046年，如果無大礙的話，就是沒有旺角阿伯說的宇宙大爆炸那些，起碼要超過40%。那時政府怎麼搞呢？當然不用想，因為現在政府的官都走光了，他們會在加拿大見面。

圖二、一九七〇年代，中環干諾道中的平民夜總會

落夜街是以前香港的現象。一些人可以忍受民居或者工廠下，即在街上，有些商店擺放枱櫈。佔用公共地方便宜點，不用收租，當然要付黑社會保護費，後來叫陀地。吵吵鬧鬧，樓上的人又不介意，因為樓上的人有時下來吃東西。地上很多油漬，早上之後，但是也不介意，因為大家都奔波勞碌。此外，最重要的是什麼呢？就是那個時候的殖民政府，即英國在香港的殖民政府，是採取自由主義的統治方法。所謂自由主義就是東西不爛的，就別動它，破了才修理它就又好起來的；引進新東西，又不知道行不行，舊東西就別動它，不要拆它。另外，那些東西是所謂自古以來都在那裏的，又不知道它有什麼道理，就不要隨便碰它了。新東西、舊東西一起來，這就是自由主義的統治方法，說是經驗主義也可以的，因為自由主義的界定就很鬆散。英國統治香港是有方法的，那個方法叫做自由主義。就好似瑞士一樣，是金融中心、藥業和精密工業國家，但傳統的農業、手工藝和草藥業仍在，鄉鎮直接民主、行業公會和全民皆兵的做法仍在，現代的疊加在傳統之上，互相參考但不會彼此取代。

九七之後，香港情況不同了。為什麼現在沒有了落街閒逛看戲和食宵夜？因為居民投訴樓下吵。是哪些居民呢，大家都知道了。那些是某些區議員，或者某些地產財閥打手，奉命在輿論製造民眾之間的鬥爭，有時他們不自覺地做了人家打手。因為有這些街頭舖頭，延伸出去的座位，或者大排檔，那些地方的租值是算不到的，是政府的，或是公用的，經濟學上屬於共用品（common good或commons），。如果那裏有人佔用了，當然別人會反對，或者會容忍，彼此拉鋸之後，慢慢會形成一個均衡點。就是說他賣東西要便宜點，或者他對樓上住的人要客氣點，要不然就會給臉色他看，甚至在樓市倒水落街整蠱，慢慢就形成了一個使用共用品，使用公共空間的風俗習慣。這就讓原本用不到的地方可以在大家遷就下用得着。舖頭有時也會賒賬，食店給多一點（食物），又或者充當街坊保長的角色。譬如樓上家庭主婦不知道他那個死鬼去了哪就到樓下問大排檔老闆或員工，「知不知道那個死鬼去了哪啊」，或者「知不知道我老公去哪了」。他說「他剛才出去了」，當然是去了麻雀館之類。這叫做人情味，但當然有借有還。幫你看家人的去向，當然要你經常光顧了。難道沒光顧都幫你說嗎？這些都盡在不言中。

九七之後，當英國人走了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自由主義變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就是大有錢人有自由，普通人的自由就小很多，只有示威遊行。示威遊行就聽地產財閥或者大有錢人，有份打本給他選舉的，也許有利益給他那些議員做些沒用的示威遊行。他們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利益都來，不是私有產權的話，公共空間commons的東西，共用品的東西，就不准使用了。街道乾乾淨淨，不准擺檔。舖頭擺出一點點都不行。「你租間大點的舖吧，為什麼要找小舖頭，然後佔著街道呢？」普通人開始這樣想。又不知道你妨礙街道，你當然要賣便宜點了，要不然經過就故意踢你的東西。疫情之後，所謂疫情，二〇一九到二〇二三，三年來，除了私有產權之外，還是有一樣東西叫做網络。就是說用網路、電子交易、網路交易的方法把大部分人的錢納了進去，或者大部份人的交易痕跡納了了進去，從中取利。如果在街上用現金交收，不用八達通，那些就賺不到錢，賺不到他那個網路交易費，和監察他的資料。這些東西都做完了之後，忽然發現韭菜抽乾了，不能再生了，躺平了，自滅了。街上死氣沉沉，商店十室九空。食肆之前趕人出去，以為像乞兒地吃飯，發現現在的人、現在的乞丐不回來了。少了三成生意，晚上九點，不用到九點了，八點之後已經沒什麼客人。接著就向政府埋怨了，飲食業商會之類，說客人不見了。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盡頭。發現各種的方法去抽民脂民膏，把中小企業、打工仔女的餘額上繳到網路、交易、借債，或者外賣、網購、送貨之後，發現街上沒什麼人，為什麼啊？這不就是你們想做到那個乾淨交易嗎？接着發現如果街上整天都是這樣，也許人們整天都是這樣，那麼消費意欲不就很低？網購了就算，不會逛街去看有什麼零碎雜貨要買；不到街上吃，整天都是吃那幾味。內部消費固定了不會增長。接著就發現之前總是想打擊的灰色經濟、現金交易經濟，或是佔了公共空間commons的商販都不見了。就是說經濟活動生成的、創生的（generative）那部分，萎縮了，接著就吃驚了。現在香港政府就面臨這個問題。韭菜不能只被割、被量度、標準化，其實也要種、也要施肥。不論化肥也好，有機肥、糞尿都好，放在泥土中發酵發臭，韭菜才長得好。發酵發臭的過程，普通人不願意去看，不願意去碰那些泥，這就是生成的部分，民生經濟的部分。但新自由主義只是看它綠油油的擺在超市中，用膠袋罩著那部份就不可持續、無以為繼。問題的根源在這裏。即食利太盡，然後利益快斷了，外資少來中國，也少來香港。遊客少來中國，大幅減少。香港遊客也減少了，來的都是大陸人。今天我去尖沙咀看到奇景，看到大陸人像個遊客。平時他們在藥材舖、時裝店、名牌店亂買，今天看見他們一看見雪糕車就馬上很雀躍，接著跑去拍照，接著用幾塊錢買了個雪糕，然後在富豪雪糕車旁拍照打卡。像個遊客，但是低消費。我們忽然看到大陸人變回正常的遊客，做回遊客的東西，然而香港的經濟就開始發愁，開始不行了，惆悵了。這些都是政府自找的。

記得當年二〇〇四年本土運動的起源就在灣仔利東街，對抗舊區重建和強制收樓。當時有保育鬥爭。那條街俗稱印刷街，或者喜帖街，因為當時中環的印刷業務放在灣仔，方便政府監察，看看有沒有人印反殖民的傳單。那群保育人士發現在街上幫人雕圖章或印卡片，或者是賣一點東西的，其實跟樓上的住客，或者業主之類是打成一片的。大家會打招呼，打牙臼聊天，有時在街裡買了點東西懶得拿上樓，就放在人家的檔口，「我買了那樣東西再過來拿」，這樣是可以的。然後他們拿了一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研究美國紐約的一個neighborhood shop，就是一個鄰舍的舖頭，即街坊鋪頭，我們香港說的。它做了很多事情，幫人照顧孩子，幫人留口信，幫人收郵包，那些我們現在用各種收費服務來取代的東西。那些左翼朋友，我那些朋友，因為當時沒有大陸人來住，都還是朋友；後來我開始本土運動，就是反水貨客之後就鬧翻了。當時他們會談這套理論，和政府議論，但當然議論的結果是沒有，因為政府當時在實行新自由主義。而那群左翼朋友也不會像我剛才說公共空間和共用品的使用、人情味、灰色經濟的貢獻，另外就是這東西如何製造到香港人之間的互信，那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說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價值：信任（Trust），而這東西是資本主義社會交易或者金融城市交易很重要的，在民間灰色經濟締造了互相信任的風俗習慣，例如在紐約或巴黎，陌生人在路上握手派糖果令大家開心，那邊的人是會接受和食的，但刻下的香港就未必會。那東西在香港幾十年，從戰後社會爾虞我詐，激烈競爭，所謂「手快有、手慢無」，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公共屋邨互相信任，安定下來，雖然大家有機會仍是想移民遠走加拿大，但起碼從戰亂過了二、三十年之後，開始著地，有街坊感情了，也有一點公民榮譽（civic pride），以做香港人為榮。這些是無價寶，無價的意思是難以計算，但其實可以計算，當失去了之後大家就知道，例如國際自由度和宜居城市排名逐年下跌而影響國際投資香港之類。這才是現在討論所謂夜市經濟，或夜市問題最深層的東西。就是我們統治的哲學，由英國人的自由主義到共產黨或者港共的新自由主義所產生的問題。

從抗議到抗疫

至於表面輿論上的講法，廟街生意現在是只剩疫情前的一半，有些議員說不如尖東擺一百檔熟食檔看看怎麼樣，其他人說這樣搶低舖頭價錢，令餐館生意更差，這是其次，很表面、很沒意思的討論。有些說旺角不如整條行人區，以前因為阻礙汽車所以取消旺角行人專區。其次，比較次要的準備，不過也很少了，就是調查一下香港人在反修例運動和防疫之後的消費習慣改變。二〇一九年香港幾乎全境示威抗議，局面動盪，開始宵禁，地鐵巴士到十點就不行駛，所以街上有些夜市，但也難以維持下去。最厲害的宵禁打擊就在疫情那幾年，食肆開到七點就不准開，准許開到八點已經是皇恩大赦，好開心了。很多舖頭，可能大家不是很記得了，到六點、七點就趕緊關門，要食就快點食，外賣要快點餐，好似戰亂來臨。由二〇一九玩到二〇二三年初，玩了四年，宵禁打擊令夜晚消費，不是說街頭那些夜市，而是店舖或商場，有沒有人行呢，很少了，那四年的打擊令很多社會行為改變。

接着一樣東西就可能很多人都沒發現的，就是很多人回深圳吃東西，回深圳的夜市，深圳有些舖頭是模仿香港的。為什麼這麼多人回去呢？很多人說人民幣便宜了這樣。那麼我一個解釋呢，可能是大家意想不到的。那就是因為國安法在香港實施得成功，和教育得成功。人們發現在香港要低頭，或者不能罵共產黨。百忍成金之後，不如回大陸了。在香港不罵共產黨不罵政府不說港獨，那麼大陸不也一樣，那麼香港和大陸有什麼分別呢？另外大陸只是便宜點，只是過關收一筆比較貴的火車費而已。所以我一向主張香港政府取消羅湖過關火車的額外費用。不可能這麼短的車途，粉嶺去上水，上水去羅湖，那個距離差不多，粉嶺去上水收三、四元，我記憶之中那個價錢，為什麼去羅湖收十幾塊，這不就不合理嗎？當然我在開玩笑，政府鐵路虧損，賺錢的過關票價當然是不會減的。但其實有一個意外的是港區國安法在心態上令港人接受大灣區融合，的確做到共產黨想要的，就是香港和大陸愈來愈像，那麼人們就回大陸消費，買東西、玩，剪頭髮、上健身室，或者飲食娛樂。食品安全不管了，因為香港現在也不很注重。

圖三、菜園村最後一次抗議，新春胡士托。

這個就是我以前在菜園村抗爭運動，因為要建高鐵所以拆菜園村。二〇一一年二月的新年，菜園村被拆毀，鄧小樺叫我做些新春揮春或者門聯貼在村內被毀掉的屋，舉辦新春胡士托音樂會。我擬了很多，其中有一個是「全國一盤棋，攬住一齊死」。現在我們看見這個景象終於出現。當然，死的又不到我們，香港遲早有人接收。在這裡吞聲忍氣，學下理論，深化一下思維，令自己精靈一點，明白事理一點。別說自己沒權力就別想這些東西，別想什麼灰色經濟啊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怎麼樣，港英統治香港的時候為什麼風生水起。這些道理是要想得明白的，因為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知識就是力量。傅柯（Michel Foucault）說的，直是權力產生知識（power is knowledge）。同一道理，知識會產生權力。

我一貫在這三十年內在香港做的輿論工作也是讓普通人，別說低下層，普通人沒什麼機會去想政治哲學或者統治系統的思想，多點知識，自然權力就會在自己手上，掌握到自己命運，令自己思想更加通達、更加快樂。《六祖壇經·般若品》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世間的煩惱和厭倦，正是修行的資糧啊，離開世間的紛擾去尋覓菩提智慧，就如在兔子的頭上找角一樣。降生於俗世，修行不能離開世俗的知識和看透。這些都想不明、都不通達，就不用指望什麼空性、什麼禪定了。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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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如此做，貧富共融好開心（下篇）

在二月五日，年十三的時候，興之所至，我寫了救回香港的大策略救回香港的大策略，現在補回下集，寫一些過癮有趣過癮的小項目。也許救港大策略未必做到，這些小項目反而有點寄望。各位如果在海外，也可以做這些小項目啊。

甲、自由經濟，做大財富，保障香港經濟活力：

一、嚴格尊重市民私隱：重罰洩漏私隱的個人資料收集，嚴格規定拍卡要求，確保富豪及窮人在香港享有全世界最高的私隱權。大學校園完全復原為不必拍卡進入之自由大學

二、完全撤銷最低工資及強積金：採取勞資自由議價方法，並容許工會介入議價之談判，但工會沒有強制定價權

三、局部贖回領展商場：給予較低租金及簡單的租約給予店鋪經營，均衡舖租，經費用取消明日大嶼、東北開發等計劃的開支支付。

四、降低東隧及西隧收費，甚至免費通行，不必電子監察收費：以政府紅磡隧道為標準，均一隧道收費，短期內（五年內）達致全部免費，並且立即廢除建議中的電子收費專橫方法。東隧與西隧等以BOT形式營造，東隧早已屬政府，而西隧及大欖隧道等在專營權屆滿後亦歸政府所有，必須減低收費，最終免費使用，暢通香港交通。經費用取消明日大嶼、東北開發等計劃的開支支付。

五、簡化外地人（包括大陸人）在港工作簽證：簡化簽證要求，甚至（如果我做政府！）低於三個月之工作不必工作簽證及不必納稅，確保香港勞動力充足、流通及維持外來人及本地人之有限度競爭

六、停建所有公營房屋：用賦權予現有的、已經使用的房屋來提供居住單位，例如容許違章建築在檢查及繳交費用之後合法化。停建丁屋，但容許現有的丁屋加建至四、五層。某些新界寮屋可以重建或恢復牌照。某些區的工業大廈在檢查之後容許做住宅用途。某些天台屋容許合法化。公屋計劃必須在就近有就業的地方興建才有功能，否則只是製造福利負擔。

七、停止所有市區重建計劃：已徵收土地的，改為復原式的重建，絕不加建，以保護香港市容及文化

乙、富人有品項目

一、納妾合法化：恢復華夏之妻妾制度，令華人及其他族群的人可以在香港註冊側室及妾，促進香港的豪宅買賣、婚宴飲食、特首婚姻法之法律服務。外族只需認同華夏宗教，如拜天公、孔子之類就具備教徒資格而可以在香港法律註冊正室之外的側室及妾。

二、富豪的士義載計劃：簡稱Ben的計劃，在某些節日或初一、十五鼓勵富豪開車或其司機開車，隨機接載市民上班，車廂可以談話。車資由富豪自付，可以多付，給予福利救濟用途。當日將可見到香港街道充斥世界名車或古董車。外國遊客、大陸人也可來香港免費搭富豪車。

丙、窮人風流項目

一、重訂低級公務員制度：將目前外判之清潔工、保安員、園丁等投標制度取消，用僱員的方法授予貧民，保障長期聘用及貧民的生計，此舉可以節省政府開支

二、煙酒全部免稅，大麻逐步合法化：令香港成為煙酒品嚐及交易之避稅港，大麻除了醫用的合法化之外（見上篇），娛樂用途的在某些受監管的場合可以逐步試驗合法化

三、在街道設立無管理之販賣區，在公園設立無管理之假日販賣區：促進物品交流及減低物價

四、年初一國際獅王爭霸戰：以嚴格傳統方式，復興戰鬥型之南派獅子，發出國際英雄帖，可以用獅子演出搏擊，全武行，爭奪獎金

五、復原搶飽山為競技打鬥項目：但降低飽山高度，最上層的飽有五千元至一萬元利市錢，最下層有十元利市錢。

六、復原搶花炮：天后誕舉辦復原之花炮競技打鬥，國際開放邀請，搶得花炮有獎金。

七、復原天體沙灘：舉辦復原希臘式赤裸沙灘賽跑或長跑。舉辦天體小姐及天體先生選舉：分本地、華人及國際三個組別，品玉及品簫，任君愛好，屆時香港機場及酒店逼爆。

八、容許露宿及設置便利露宿者的區：例如掃平障礙及給予檔風雨的木板設立。

九、陸續拆卸街道不必要之圍欄：必要的圍欄復原為兩條鐵通式

十、在街頭設立無障礙、無圍欄的長椅：供市民休息或睡覺

十一、拆除公園的鐵門：改為無障礙的二十四小時使用，容許草叢（目前剷除了很多九七前的灌木），給予情侶浪漫天地

十二、設立社區耕種地點：公園新植樹木改種果樹（在歐洲已經實施），及蔬菜香草，容許市民適度採摘，在池塘種植蕹菜之類給市民採摘

十三、照顧傳統之性取向平等結合：用華夏金蘭契的傳統風俗方式，容許同性戀及多性戀者結合成家並享有同等權利。依照金蘭契，領養子女照顧及繼承，則限於成年的同等性向者。

十四、Annual Gangster Chase:  在廟街舉辦幫會cosplay之追逐競賽，高官或議員自願落街被市民追逐（或由演員cosplay扮演），成功噴撒番茄汁在高官政客身上者，可以得到大利市一封。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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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如此做，自由繁榮又安定（上篇）

前言：

香港面臨的危機是香港中層移民嚴重，此地的制度穩定性和服務品質無法維持下去，國際社會對香港失去信心，也恐懼愈來愈大陸化而撤資或不會增加投資，改為不過度依賴香港，即是局部脫鉤香港。此外，中共失去了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進程，令外國議會必須以意識形態整治中共和遏制中共，商界也只能跟隨，過去的人權改善換取商業利益的中美合作模式失效，故此中共必須在香港重新保證香港的開放和自由，恢復外國對華的信任和期許。最後，中美衝突有惡化之虞，中共必須保留香港做上世紀五十年代韓戰時期香港對華的自由港和金融轉換地的角色。

甲、理順香港制度：港區國安法與愛國立法會之妥善處置

一、《基本法》二十三條合理立法，諮詢期間假釋泛民：依照普通法和人權法案保障的方式訂立二十三條，將目前的煽動罪、暴動罪納入二十三條並嚴謹定義。諮詢立法期間容許泛民給予意見，立法完成之後撤銷未定罪的港區國安法案件或偵察中的案件，吸納泛民給予意見的積極性。

二、限制目前愛國立法會的功能，釋除外國疑慮：承諾只破不立，只解不禁，立法會在還原到對上一個舊版本之前，政府承諾之後放鬆規管、廢除法律和減免收費，不會立新法或徵收新費。商界可以加強與立法會聯絡，親中議員發揮自由主義精神。

三、長遠要懲罰英國剝削香港，必須要英國繼續貢獻監督義務及派遣法官來香港補償當年之壓迫華人劣跡。方法是在中英聯合聲明備忘錄加入延續的條款，美國的香港政策法也隨之適應而延長。這點我在本欄寫過。

乙、減少經費支出

一、由於香港的地產經濟不可持續，政府須煞停明日大嶼計劃，縮減東北開發計劃。

二、停止興建公屋，改用其他方法放鬆居住單位之供應及善用

丙、重建啟德發展區成為富豪私人飛機場及醫院。啟德機場重用，跑道及周邊改造，變成私人飛機升降（私人飛機較小型和可以精選機師），不與普通民航客人同用機場，高度私隱，周邊興建富豪醫院及私人銀行，方便私人飛機處理業務，隱秘來回。啟德是香港陸地本區的天門，與海門（鯉魚門、急水門）相應，是香港繁榮之風水寶訣。（按：富豪醫院集中做優質常規醫療、尖端醫療、另類醫療，不做器官移植，不與大陸爭，正如香港不做賭場，不與澳門爭。）私人機場是不會花費政費的，必要時可以用BOT的方法來興建，大把財團有興趣做。

丁、放寬另類醫療及尖端醫療，令香港成為醫療研究之中心及絕症治療中心：放寬自然療法、各派別中醫學及現代醫學，放寬藥物控制（如醫用大麻產品），部分給予緊急授權使用。此與興建富豪醫院、另類醫院/診所之建議並行。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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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平衡憲政原則與現實政治需要？英國《新冠病毒法》緊急立法的始末

 

圖：曼城封城時期的街頭英國警察，少了工人掃街，令街頭有了自由散漫的感覺，少了點法西斯統治的景象。

上月英國網友告知，3月25日，是英國的大日子。俗稱防疫法的《冠狀病毒法2020》（Coronavirus Act 2020）正式終結裏面的所有臨時條款（temporary provisions），令該法例返回沉睡狀態，但仍未正式取消。該法賦予政府在緊急狀態下，能夠繞過其他法案及法例而便宜行事，包括暫停選舉、禁止聚集、關閉學校等。在憲政國家，這些緊急立法、動用戰時狀態令、總統或元首可以用手令（行政命令）便宜行事的條款，屬於憲政給予的例外情況，但由於與國會至上（英文：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also called parliamentary supremacy or legislative supremacy）的立法權有衝突，必須謹慎使用和事後用國會或司法覆核修正。

防疫法在2020年3月通過的時候，英國國會有議員拒絕，保守黨的Steve Baker認為法案授權政府侵犯人權，這是建立反理想國（dystopian society）的法例，這種法例多一刻鐘都嫌太久。法案在三月通過，四月已經有法學家在法律學刊批評該法案剝奪自由和人身安全。也有法學研究生寫論文批評法例令政府具備史無前例的權力。

法例每年都要發表報告，取消裡面的臨時條款的時候，也必須要有政策解釋的文件：今年2月23日國會內閣發表的《新冠病毒2019反應：與病毒共存》（COVID-19 Response: Living with COVID-19）解釋了新的醫學發現，並且建議取消臨時條款。

現在法例取消，國會公共行政和憲法事務委員會於今個月發表《冠狀病毒法2020年兩年回顧報告》，檢討是否合宜。 有議員在防疫法取消的時候認爲，如此影響民生的法案居然沒有在國會經過詳細討論和辯論，議員沒有足夠時間閱讀法案煙草草通過，快得令人「不滿意」。建議政府往後如推出其他緊急法，應加強國會的審議時間和解釋兩年的日落條款的相稱性。英國的防疫法案是每半年就在國會覆核一次的，以免過分濫用，而且要靈活適應疫情的最新發展，故此當omicron的弱變種株在去年年中出現而發現殺傷力不大之後，便率先逐步放寬防疫措施。國會定期的條例覆核，是英國可以帶頭解封的原因，這是科學的作用，更是民主政治的作用。

國會的定時審核是沒有約束力的，但屬於民意顯示和道德監察，政府遇到司法覆核的申請，也可和解而不必在法庭判決，盡量延遲到法例取消臨時執行條款的時候，做到憲政和現實政治的需要。防疫的現實政治需要是製造衰退、產業轉型、產業鏈重組和逼迫攀升國力之中的中國就範，這些才是真正的緊急狀態！疫病只是煙幕而已。

香港的防疫惡法毫無監察，全屬便宜行事

反觀香港，防疫法例599章，任由特首宣布和刊登憲報執行，醫官、醫演（鏡頭前幫政府放聲氣的醫學界演員）和大學教授隨便發話，立法會毫無審議和覆核的權力，法例的放寬與收緊毫無醫學準則或法例匯報可言，我們今日甚至見到香港政府與北京專家衝突，特首與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公開鬥嘴的局面，前者是中港政策意見衝突，這個可以算了；但後者是《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制度，特首要會同行政會議做行政決定，但這個規定也被打破了。特首和陳智思的鬥嘴，顯示特首會同行政局統治香港的行政主導架構也失和！特首一意孤行，連《基本法》規定的制度也不顧了。

三月二十七日，陳智思懼怕外國駐港人員和外國企業離開香港之後，不再回來，呼籲政府必須檢討防疫政策。事緣香港歐洲商務協會（EuroCham）發表調查報告，若香港維持現有防疫指施，25%受訪會員會在未來12個月全面移離香港。除了25%受訪會員考慮12個月全面撤出香港，另有24%受訪者指會將部分員工撤離香港。特首在三月二十七日說陳智思的意見不代表政府，要特首和政府說了的才算。她說任內不會改變防疫政策。香港金融發展局主席李律仁說，香港絕不能被外界視為孤島，他指香港是外向型經濟，以國際化和開放環境，發揮金融中心功能，但目前的防疫政策會令香港無法與外界接觸。

由於香港的宗主國或監護國並非憲政國家，故此香港的小程度的憲政只能自求多福，要議會、法學家和輿論來監督，但在防疫條例599方面，香港議員兩年來可謂毫無表現，這是香港不知自愛的顯示。要共產黨約束權力來維護香港，顯示威權的仁慈，除非江澤民、朱鎔基那一代重新出現吧。

文章通俗播放版本：特首與行政會議決裂 普京式防疫引香港社會解體 2022年3月27日 https://youtu.be/Gr4F-Bk2i2Y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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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防疫政策急轉彎，國師貼文起了作用；香港是大都會社區，小區封城是笑話

 

正當我要煩惱幾時才有得理髮的時候，政府今日下午五點半公佈，理髮店或髮型屋將可獲准在本周四（3月10日）重開，惟須全面實施「疫苗通行證」，進入或身處有關處所的人士須至少接種1劑新冠疫苗。原先政府還鐵口錚錚，說要4月20日才考慮重開的，想不到後日就開了。

是我昨日在面書貼文和Patreon的文章起了作用啊。政府與內地專家梁萬年教授開會之後，大幅度調整抗疫政策。現階段要做得是照顧重症和地方年老者轉成重症，全民檢測不是最優先的工作。之前，梁教授說要「綜合考慮」，依照大陸官場的語言，即是不必做。政府已經建立平台給予自行申報陽性測試反應者。申報情況踴躍，因為可以請病假幾日。

「全民檢測」終於變了「傳聞檢測」

港府在過去一個周末和國家衛健委新冠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開會後，正醞釀大幅調整抗疫策略，梁萬年提出要減感染、減重症、減死亡，其中最優先的將會是減少死亡，這會是現階段工作的重心，會在治療方面加大力度，盼一兩周有效果，其次是減重症，之後是減感染；現階段全民強制檢測不是最優先的工作。全民強檢方面，早前有報道將於3月26日進行，並可能會配合「禁足令」等要求。不過據本地傳媒報引述消息人士報道，模型推算本港或已有兩成人染疫，看來政府未必會執行。我在新年前，1月23日於面書貼文及在youtube拍片，呼籲政府不必全民強制檢測，可以改為自願測試和自願申報方式，用抽樣（sampling）的方式推算感染情況，看來現在政府有聽取意見。

自由亞洲電台認為，過去一星期平均數顯示，香港死亡率激增3倍，是已發展地區中死亡率最高，甚至超越英、美、韓國、新加坡及台灣等地，截至周日（3月6日），以每百萬人口計，香港的死亡人數為25.5，美國是4.28，韓國是2.89，新加坡是1.86，日本是1.68。傳媒認為香港死亡率高，是因為長者的疫苗接種率低。筆者認為，這是香港清零隔離兩年，之後用檢測排隊的方式達致感染高峰，將兩年的死亡人數放在兩個星期而造成的統計學幻象而已。

感染已過高峰期，口服特效藥已經引入香港公立醫院

港大醫學院就本港新冠病毒疫情發展進一步推算研究，預測截至2022年5月1日，第五波疫情總感染人數為430萬人，總死亡人數為5008人。每日新增感染人數於3月4日已達頂峰，預計於4月23日首次降至三位數，即1000人以下，從5月中旬持續穩定在2位數，即100以下。由於感染數字達到高峰之後回落，而死亡及重症受到控制，故此已逐步達到群體免疫，有條件與病毒共存，沒必要繼續加強防疫。

目前香港已經引入美國默沙東藥廠的Molnupiravir，首批藥物已於上月底到港。美國輝瑞的口服特效藥Paxlovid將於3月底前抵達香港。如果臨床效果顯著可以減低重症及有效在家服用治療，那麼隔離營無須使用，也不必再脅迫注射疫苗，因為已有特效藥，而使用mRNA技術的輝瑞疫苗的眾多後遺症也被美國FDA在法庭判令下提早於3月1日公佈。

（圖：Hong Kong as a metropolitan community.）

全民檢測不可行，「小封區」無視香港區域自治已變

在3月2日，特首林鄭月娥說不會封城檢測，但小封城、小禁足是會考慮做。這是昧予時世之言，她彷彿是活在香港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一年前，小封區在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地都做過，因為當地的區（德國的Gemeinde和法國的communauté）都是自給自足的，裡面工作的法官、教師、警員、醫護人員、藥劑師、屠夫、銷售員、農夫等等都是同區的，他們跨區換了工作就租屋去當地住，故此這些區可以做防疫封區，不會有問題。筆者以前在德國遷居，都被要求去警察局消戶口和報戶口，我問官員為何要好似社會主義國家那樣記錄戶口，官員說，要觀察市鎮的人口，並且保證當地有足夠的醫生、藥劑師、教師、廚師之類，以滿足市鎮自主的要求。

香港的區，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satellite towns，如荃灣、沙田、屯門等，也是按照歐洲的區來主理，是自給自足的，八十年代之後，香港政府改變了區域行政政策，用mass transit鐵路運輸和MTR上蓋建築來加強人口的流動性，故此屯門醫院的醫生不必住在屯門，可以住在中環，中環上班的人可以住在屯門和元朗，用西鐵上班。整個香港的地理和人口佈置變得optimized（最優化），於是又繁榮起來，樓價也比較平均分佈，西鐵線、東鐵線、馬鞍山線、沙中線的樓盤也有人投資和保值，元朗「雞地」的爛地樓盤連結了西鐵也很值錢值租，撐起了香港的金融地產經濟。

現在，政府竟然之前有人說要搞小封區？我看他們根本未了解好香港的區域行政已經改變，不再是他們七十年代做民政主任期間的satellite township的時代，香港已經變成一整個Metropolitan community，整個香港相當之mobile和vibrant，七、八百萬香港人加上大灣區人員在香港靈活調配工作和盡情吃喝購物消費，而不再是幾十個寧靜小區，以前屯門公路下雨塞車就遲到返工、在巴士上打瞌睡的good old days失去了，西鐵三十分鐘可以將你從屯門送到中環，你無遲到上班的理由。中環蘭桂坊餐廳的廚工在天水圍居住而不再是在西環的舊樓。土瓜灣、西環那些睡着了的社區現在也有地鐵站，樓價舖租升值。由於服務top efficient，消費能力top in the world，各種良好人才、物料和服務聚集香港。Life in HK becomes top expensive but we have the best quality of life here!

如果是封區，目前香港這個Metropolitan community已經封區了。不通關、不解封機場、全港食肆宵禁，香港不是封區了嗎？

政府的存在，不是為了道德的善，而是維持公平和中立的服務

香港官員走不懂得統治香港的，因為統治香港的知識在倫敦。曾蔭權講過，殖民地時代，他返工的第一件事，是接聽來自倫敦的「教車師傅」（英國長官）的指示。以前這些統治知識是英國殖民地部(1968年改稱外交及聯邦事務部FCDO)的官員和倫敦的學者給予的。我在葉國華先生的香港政策研究所做事的時候，專門請很多前殖民地高官和西人顧問給我開會講學，葉先生知道，這些知識如果流失，香港無法統治。

英國官僚在Yes，Prime Minister的電視片集(第28集 The Whisky Priest)（1986-1987），如此形容政府的職能：

"Government is not about morality. It is not about good and evil. Government is about order and chaos. It is about stability. Keep things going. Prevent anarchy. Stop society falling to bits. Still being here tomorrow."[10]

The Complete Yes Minister, Jonathan Lynn, Antony Jay, P. 454. Google books

中立不偏、維持穩定狀態給所有公民，英國的政府是經營一個fair playing field and level playing ground，這是深刻的公共服務思想。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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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衝垮清零政策，政府作繭自綁，必須及早回頭

葵涌邨三座大樓累計105宗感染個案，omicron感染呈現幾何式爆發。真正傳播力強（但弱致病率）的Omicron來了，必會衝垮清零政策。清零政策是發現檢測陽性的案例之後，即刻隔離及追踪傳播鏈，給予各種程度的隔離，令傳播鏈鍛煉而疫情平息。這在引起重症而傳播力不強的Covid-19第一代病毒是可以的，例如武漢封城的方艙醫院階段和香港的機場亞洲博覽館的社區醫院和竹篙灣隔離營階段，儘管我認為這只是政府在裝模作樣，但起碼不會出事。

到了傳播力稍強而致病率不高的Delta，已經吃不消，因為無法用隔離案例來停止傳播鏈，只能用提高老弱者的接種疫苗比率而且略為開放社會令人民獲得感染來提高抵抗力，英國就是在Delta發現的時候略為解封的。丹麥在去年年底的典範，更值得香港參考。2020年12月，丹麥疫情大爆發，單日新增多達3,000例確診；疫苗接種後，2021年6月迎來疫情低點。不過2021年7月起，Delta變異株肆虐，佔當地確診近80%；8月，單日更攀升回千例之多。丹麥政府卻宣布邁向「常態化」，解封大部分防疫措施，是因為接種率接近七成，而Delta變種的致病率不高。丹麥政府當時認為，如果所有限制令都解除，那其餘沒打疫苗的人口（包括拒打的成人、未滿12歲沒疫苗能打的孩童），可以在6個月內擁有抗體，足以應付冬天來到的感染高峰期。結果，冬天來的是omicron變種，丹麥人的抗體足以應付有餘，證明當初的解封政策是科學的決策。基於同樣的道理，一向奉行群體免疫政策的瑞典，也在omicron傳播期間，在1月18日毅然宣布取消入境的檢測。

到了Omicron階段來了，任何程度的清零政策已經沒有作用，因為傳播能力高強，甚至在香港地鐵擦身而過的九秒鐘即使戴了口罩也感染了，但致病率甚低。應對的方法是解除防疫，不論有否接種疫苗（多數西方國家包括香港已經過了七成、接近八成接種率），立刻令人民多接觸和感染此弱變種，加強醫院接收重症的能力，而令輕症在家休息。

香港的Operation Capacity根本不夠

在Omicron的極高傳播、極低致病的階段，清零政策毫無意義，在香港也無法執行，因為香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厲行新自由主義的外判管理，政府的救災設備和後備隊伍已經取消，救災廚房、警察廚房都是外判的，九七之後因為一國兩制的嚴厲限制（比英國殖民地時代的限制更大！）更不能隨便動用軍部的廚房和營地來救災。最近政府還在將閒置的社區單位改為臨時公屋，將負責救災的民政事務局拆散為文化體育康樂局和地區政務局，更將削弱香港處理特發災難的容量。

（圖：政府晚上為葵涌邨居民派發物資包。（居民葉先生提供）2022-01-22 21:21）

故此我們今日見到葵涌邨的逸葵樓的2700名居民在圍封五日的第二日晚上，已經無法獲得供應晚餐，只是獲派公仔麵和罐頭，因為外判的飯盒供應商是商業運作的，不能馬上提供這麼多的額外服務。葵涌屋邨的就地圍封隔離和早前將竹篙灣的隔離由21日減少到7日，已經見到政府的運作容量飽和了！由於政府厲行清零政策，將自己的operation standard提得很高，故此應付的capacity相當有限，由於受到一國兩制的限制，政府無法動用軍部的資源，也無法將案例送到深圳隔離。這與武漢封城可以調動軍隊或將居民送到廣場和郊外不同。

故此，基於香港的制度，根本無法維持清零防疫政策。更基本的是香港沒有發鈔權，甚至利息定價權也是被動的。這些我在兩年前疫情開始的時候已經寫了，一清二楚寫了。政府要硬幹下去，今晚說要研究封閉整個葵涌區，這根本是自討苦吃，是在難為政府處理救災的人員的能耐了。

防疫政策必須基於科學驗證

在所有中國和香港的微生物學家之中，只有香港大學的管軼教授提出的抗體檢測才是科學的決策參考，可以用來做解封與否、如何合理調整醫院決策的實證參考（evidence-based decision），而不是好像文革撲殺麻雀那樣瞎搞清零。

如果中國大陸或香港進行這種研究，就可以好似CDC、英國衛生部、丹麥國立血清研究所這些機構一樣，可以為政府提供科學的決策，真正保護到人民生命健康，也平衡到經濟需要，甚至準備戰爭的需要（烏克蘭和南海隨時發生小型衝突）。

我知道清零政策是個中港兩地的政治需要，但也必須同時做好科學管理和準備解封和復甦及備戰的兩手準備。此外，如果政府相信疫苗可以預防重症，全民接種率過了七成之後已經可以大大減輕醫院的負擔，無須再逼員工打針。這個毫無必要，而且傷害公務員和資助機構員工（如教師）對政府的向心力，製造無謂的勞資矛盾，否則一旦世界解封，人會走。

外國在二、三月陸續解封恢復自由和經濟復甦，是香港人移民的黃金機會。不要以為人走了沒事，當年整個蘇聯陣營就是被東德的移民拖垮的。

（後記：假若發現抗體水平不足，即是全民感染covid 19和康復的比率不高，應該勸告老弱者留在家，需要的給予注射比較安全有效的美國傳統型疫苗的機會，青年健康者自由活動，十幾日之後香港就可以解封。筆者不是醫學家，但我絕對是公共行政和決策學的專家。）

昨日我貼文出來之後，香港開始有醫學家提出改變清零政策。希望政府要公務員和教師分別在2月14日和2月24日完成接種第一針的要求取消，無須過於理會學童和青年教師和公務員，全力應付老弱者的病症吧。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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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制裁法帶給香港經濟不確定性

 

毫無疑問，全國人大在今年六月通過的《反外國制裁法》將引入香港。有人說本地立法會比較寬鬆，不會引起粗糙的舉動。我認為是增加了香港的經濟不確定性（economic uncertainty），後患無窮。我不信任香港特區的官員可以在執行反制裁法的時候有什麼權衡輕重的做法（discretion），反而比北京出手更為難以預測，後果也比北京嚴重。

中國的人大常委會一連四日在北京召開會議，周五（本月20日）會議上將表決把《反外國制裁法》在香港落實。港區人大常委譚耀宗透露，北京未就該法在港執行細節和時間寫明細節。特首林鄭月娥建議本地立法，擬定細節。人大會議後，主管港澳事務的北京官員將會到香港舉辦多場宣講會。

經濟學家羅家聰估計，香港銀行不會放棄美元業務，現時香港有超過200間銀行，超過八成屬外資銀行，如果香港實行反制裁美國，估計外資銀行唯有離開香港。

中港分開制裁行動，有兩種情景（scenarios）：

一、分權而延緩制裁行動：這是中國將反制裁的權力和判斷交給香港，各自做反應。由於一國兩制受到干預，故此近來兩次美國對香港的制裁，都是連同中國新疆官員及國務院港澳辦及駐港辦事處一齊做，中國和香港分開制裁，香港可以從輕發落，而且反應遲鈍，消除北京的風險。

二、分工而加劇制裁行動：香港由於過去沒有參與反制裁法，故此這次納入香港的反制裁措施，可以中港協調一致行動，威脅美國。

美國對香港的制裁除了是針對個別違反人權的官員，多數是經濟的，列入拜登月前對香港發出的營商警示（business advisory），故此香港的反應也會是經濟部分，然而香港是開放型經濟，香港的總量遠遠不及美國，故此香港和美國之間的制裁力度是不對稱的，香港對美國和美元的依賴程度也是不對稱的，故此香港認為的輕微反制裁行動，在美資和美國國力的龐大總量的反應下，香港將招架不住，而且很多連鎖反應，香港也無法預料。

立法之後高高掛起不用，可否？大家見到國安法就知道答案是：不可。港府近年不會獨自判斷形勢，不會擋隔中共的要求，反而事事奉迎，故此多數不會不採用，而即使不採用，放在香港的法律工具箱裡面這是增加香港對美資或駐港美國人員是否制裁的疑惑，增加不確定性。外資會作風險評估，削弱來港設立辦事處的必要，遇事會做最壞打算，離開香港。

由於香港沒有自治架構和自治的政治自覺，中港的權力和政府能力也不對稱，政權形態也不同，故此中港區隔才是安全，要協同行動而產生好結果，是緣木求魚。本來，中國的反外國制裁法也不該立的，因為是專門立法而不是一般的貿易法案——美國用貿易法案、稅務法等一般法律來做制裁的，而且在執行的時候也有廣泛的經驗，對付過俄羅斯、伊朗和中國等，中國的專門立法是專門對付美國的，頗為笑話。

特朗普總統在位的時候，就是用經濟不確定性來威脅中共，想不到現在中共也用這個來威脅美國。然而即使是中國與美國比較起來，國力也是不對稱的。美國不需要中國也大可生存，中國沒了美國資金和貿易就會崩潰，目前那種黨中央在股市興風作浪懲罰民企和嚇走外資的自殘做法，只是逞淫威於一時，是難以曠日持久的。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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