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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做法是積極一面（pro-active side），如果六十歲以上用樂悠卡搭車的人，在非繁忙時段搭車搭船，可以享有一元的進一步優惠。
做完。
兩元搭車是鼓勵老人出來遊覽、社交和跨區購物，促進健康和減低家庭開支之用，也補貼了公共交通，如果用獎勵措施令他們散開在不同時段搭車，那麼公共交通的載客量得到最優化的使用，一來是環保，二來是令沒有優惠的通勤一族消了怨氣，不再埋怨阿伯阿婆在繁忙時段來逼車。
至於cut那些六十至六十五歲那群人的兩元搭車，是毫無意義的，只是節省五億元至十億元，但在老人醫療開支增加和老人消費減小的效益抵消了有餘，得不償失。
在經濟衰退、財政赤字但又面臨消費萎縮和對政府管治的信心減低的目前情況，最重要的除了平衡預算之外，是要提振社會士氣和團結感，故此我上述的做法是切合時弊的。
Pro-active的政府措施，是我在政府總部工作期間，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政府的思維，現在丟失了。那群官員，也隨著董伯下台而各散東西，當初一群政界、商界、學界精英結合的統治思想，除了我偶然提起之外，媒體和輿論也不見了。香港之落寞，由此而起。我之所以被泛民左膠戲稱為國師，是我仍記得當年一群橫跨港英殖民地與中國特區年代的精英的做事方法吧。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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