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schuldigkeit，一個百般沉重的德文字

（附上的短片是去年面書有人拍攝到，上水公園的外判除草工人在扮工，但用除草機傷害了樹根。面書帖文的連接一下子沒記錄，也許遲些找到。）

前日，同道在本欄問我：「這些本身無病的樹被風雨吹倒後，政府會重新栽種嗎？」

我的回答：「不會。即使原地有樹木種子生了樹苗，除草的工人也會將之打斷！此地實施的是極為恐怖的不生之政。

問題是：工人是可以放過樹苗的，但工人寧可將之用剪草機器打斷！這就是一般的香港庶民。」

我在德國遊學學時期，用了足足五年時間來理解納粹德國、東德、蘇聯和中共的政治運作。對於中共的政治運作，我也親自從民運圈子接觸的老幹部那裡學來很多經驗。

在德國的去納粹化的過程中，一個顯著的疑團是：平民、非納粹黨的人、不涉及納粹黨運作的人，是否無辜？

學界經過激烈辯論和案例研究之後，得出的一個概念，用德文來表示，就是：Mitschuldigkeit。中文沒有這種構詞，英文也沒有。德文的Mit是參與、與，schuld是罪，dig是形容詞後綴，keit是名詞後綴。Mitschuld就是同罪、共犯。在納粹德國，平民是共犯，不是無辜者。

參考的案例，就是柏林圍牆射殺案。德國統一之後，一九九二年，法官審判當年射殺越過圍牆的偷渡者的案件，開槍射殺的士兵被判徒刑三年，不准假釋，故意瞄不準而放槍警告的士兵無罪釋放。律師辯稱這些衛兵僅僅是為執行命令，別無選擇，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奧多·賽德爾（Theodor Seidel）卻不這麼認為：「身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準是無罪的。身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衛兵有把槍口拾高一厘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法律和良知衝突之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餐廳食飯要拍卡登記，餐廳員工是否要執行防疫惡法呢？——柏林圍牆射殺偷渡客的判案啟示 FEB 18, 2021 AT 12:38 PM https://www.patreon.com/posts/47696222）

基於此，我反對特朗普的政治顧問余茂春將中共與大陸人分開處理，我認為兩者是同一回事。故此在二〇〇三年本土運動時期，當大陸人在自由行初期搗亂香港市面秩序的時候，我在明報寫了一篇短文，說他們不是孤單的，他們拖着長長的帝國的身影。於此，梁文道在報紙與我激辯了一回，說大陸人也是鄰居，成為本土運動的一時佳話。

英文一句政治諺語Every country has the government it deserves或People get the government they deserve. 人民得到他們應得的政府。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此話雖然令人氣憤，也不大公道，因為有些政府得到境外資金和技術甚至軍事支援，用精銳的軍隊殺害大部分文人和反抗者之後，本國平民是無可選擇的。然而這個政府生存下來幾十年，而且壯大發展，那麼這些人民就有共犯的責任。

Every country has the government it deserves. 這句話我最早聽到的，是我從事德國民運的時候，有一次，大概一九九四年，去了瑞士的日內瓦開會，在火車站接車的是當地的老國民黨華祈石先生，是一名研究火車訊號系統的數學專家。他大概已經老邁甚至身故，故此可以寫出名字來紀念。在日內瓦街頭行走的時候，他拍了我的肩膀，說我不必為了中國民主來操心，說的一句英語，就是People get the government they deserve. 當時華老先生這句話，比起中國沒有憲政民主自由，令我更感到心情沉重。

Source: 陳雲

https://www.patreon.com/posts/mitschuldigkeit-135943860

落夜街

圖一、廟街看相的檔口。

東方之珠為何在過去璀璨？因為那是在英國王冠上的珍珠，王冠不見了，剩下一顆珍珠，再大再圓，也不是以前那般風光，因為不是立在王冠之上……

上世紀七十年代，大概是我讀中三的時候，算一下，該是一九七八年，冬天的一日，同學蔡嘉盛忽然提議，「大家找一日去廟街食喳咋好不好？可以再食煲仔飯。」我問：「喳咋是什麼來的？」「是南洋的糖水啊，有很多料的，又有椰汁。廟街才有得食。」我再問：「日間去可以嗎？」他說：「日間去，只能食到喳咋，夜晚才可以見到廟街的檔口的。」

為了一碗名字都是第一次聽的喳咋，幾個同學便約好了一日，傍晚從元朗搭六十八號巴士出佐敦道碼頭，在裕華國貨公司附近落車，蔡負責帶路，找到賣喳咋的檔口，大家叫了一碗，站在街外食。原來是芋頭粒、西米、麥米、綠豆、紅豆、眉豆、紅腰豆、三角豆、芸豆、豇豆、黑豆、黃豆、紅小豆、貓眼豆等混煮而成的雜豆，加上椰汁和冰糖，變成雜豆糖水。大大碗，實實淨，於少年人而言，頗可以充飢，也有滋補之用。糖水店門口寫了馬來喳咋的招牌，令我們覺得是馬來西亞的食物。喳咋就如快餐店的雜港扒飯一樣，都是流落澳門的葡國貧民之食。雜港扒飯是漢堡碎肉牛排、香腸和豬扒邊角料做餸的碟頭飯也。

之後我們在廟街閒逛，見到尼泊爾人在賣毛衣、西藏轉經輪，有頭顱骨造的法器，有好似兵器的金剛橛，大小佛像，也有金剛鈴和西藏香。他們紮辮，着傳統羊毛衣服，盤坐在街邊，前面放一張毛氈，佛教器具就放在毛氈上，他們在家鄉的市集也是這樣席地而坐做買賣吧。街道中心的一些檔口賣衣服，靠近牆壁的賣唱、靠近鐵絲網的看相算命。有靈雀占卜，紅嘴小鳥走入木箱叨出一張紙牌出來，顯示籤文，之後阿伯給小鳥一點穀米獎賞。最有趣的是在天后廟左邊的琉璃圍欄下，在燒衣紙、打小人的巫婆側邊，一個中年光頭算命先生，掛了旗號，說是「喇嘛禪師」。是藏區的喇嘛就很少是漢地的禪師啦，兩個佛門派別都學會，是非凡人了。天后廟前面，鐵絲網那邊檔口有買電影明星畫報的，李小龍最多，也有買唱碟和卡式錄音帶。買色情物品的，裸體刊物是保住膠紙的，只能看到封面，鼻煙壺的內籠有春宮畫，煙盒、打火機和煙灰盅也是赤裸女體，上電池的塑膠陽物也是，拿起來看，是香港製造的，Made in Hong Kong。電池也是香港製造的Everready永備電池。店主見到本地少年人在看春宮物，一臉冷漠。另一個多口檔主說：「上咗電，faak faak聲嘎，你嗰碌都無咁勁呀！」很多鬼佬、鬼婆遊客在逛街，金頭髮的人很多，幾個鄉野少年人合作圍攻「揩油」，小孩偶爾可以撞到鬼婆的胸脯或挨到臀，令自己恍如身在外國，心想沒錢搭飛機旅行，去廟街逛一下也是樂趣。

近八點的時候，我們就搭六十八號巴士回家，大家沒有食煲仔飯，太貴了，九龍的快餐店和麵包舖都比元朗的貴，一個星期省下的零用錢差不多用完，唯有各自回家食飯，我則用柴爐燉着的熱湯淘冷飯，加點剩菜食。

湊熱鬧，人氣旺盛

三年疫情，港人習慣早出晚歸，放工之後，夜晚車路少車，商場少人，有點似在歐洲的傍晚。然而這不是正常的生活。即使是在我旅居德國期間的小鎮哥廷根，我們住在市郊的學生宿舍，一個星期也會選一晚，通常是星期五、六晚上，幾個同學去鎮上的啤酒館和戲院、劇場之類聚集一下的，雖然彼此不相識，但在街上溜達，大家興致勃勃的，在戲院、酒吧、啤酒館、麥當勞、炸雞店和土耳其羊肉夾麵包店之間遊走，其餘的店都關門了，大家臉上掛着微笑，踏着輕快的腳步，就是課本說的群體生活，communal life，大家同在哥廷根。哥廷根有一個電話亭，有個塗鴉，寫着：「德國冷啊，幸好我們在哥廷根。」（Deutschland ist kalt. Zum glück sind wir in göttingen.）

上世紀戰後的二三十年，香港平民有夜生活，是日間辛勞工作，只有晚飯過後才有三兩個小時，看電視劇或《歡樂今宵》或去戲院看午夜場，精力旺盛或拍拖的可以去酒廊聽歌或舞廳、的士高跳舞。晚飯之後感覺有些空虛，可以落街食宵夜，與檔主或其他夜客見一下面，在街邊的小販檔觀看一下。有錢人就在酒樓、夜總會之類談生意，當年香港工廠林立，很多貿易都要在酒樓或夜總會，大家摸杯底商談。

夜市經濟學

今年所謂疫情解封之後，市民並無報復式消費，反而依然深閨，傍晚回家。近日政府，特別是陳茂波財政司，總是說要復興夜市。當然這是一個笑話，夜市只是酒樓說的晚飯市道而已，常見的講法是落夜街。名目都弄錯，怎做政府呢？

究竟夜市是什麼？我不妨唱首一九七七年的歌。是許冠英，即許冠傑的弟弟唱的《蝦妹共你》。這首歌是調寄西洋曲〈More than I can say〉：

蝦妹共你 我開親口會夾條脷

實在一睇到你就冚身爽死

發燒手震又腳痺

蝦妹共你 手拖手確係和味

落夜街雞粥炸麵認真慳皮

最興幫襯趙發記（收嗮六呀六個四）

這首歌最後一部分就是說落夜街，就是我們現在政府口中說的夜市[6]。（關於夜市的名稱，可參考筆者文章：夜市、夜街與鬼市子Aug 22, 2023 at 7:30 PM https://www.patreon.com/posts/88073793）這首歌雖然俗氣，黎彼德填的詞，但第一句說愛情的感覺相當之現實。我曾經在1993年在《開放雜誌》寫過這首歌。題目是〈香港喜劇文化——米酒中的X O〉，收入《五星級香港》這本書中。「開親口會夾條條脷，實在一睇到你就冚身爽死，發燒手震又腳痺」，這個是說愛情的癥狀。好像患了霍亂，有點像馬奎思的《霍亂時期的愛情》，南美的魔幻小說。「手拖手確係和味」，這個當然通俗了。接著是「落夜街雞粥炸麵認真慳皮，最興幫襯趙發記（收哂六呀六個四）」

什麼叫落夜街呢？白天上班，可能上到七八點的，如果加班的話。家裡又沒地方做飯，那麼只有落夜街。「雞粥炸麵」是大排檔的東西，「趙發記（收哂六呀六個四）」這個是一九七七年的物價。為什麼能落夜街呢？因為上班上得遲，又在鬧市上班。我們知道的夜市，其實也是廟街，即油麻地，或是以前深水埗北河街，周邊很多製衣廠，或者荃灣這些地方，銅鑼灣Sogo附近，那麼這是現在的夜街了，不過也沒有了。上完班很累，還落夜街，首先是吃宵夜，因為之前吃了一頓，肚餓了。年青人吃東西比睡覺更重要。然後就是手拉手約會了。大家都打工，或者在工廠上完班就落夜街吃宵夜，因為雞粥炸麵是吃不飽的，對於勞工階級來說只是宵夜。故此夜街必須要近民居或近上班的地方、鬧市。人吃完晚飯都還覺得餓要吃宵夜，而且可以落夜街不怕熱，就是說人們是年輕、年青的。當一個社會的年青人減少，首先是少了人落夜街。早睡早起的人多了，那些叫老年人。現在香港的老年人口，就是65歲以上的，佔20.5%。統計處的推算是2046年是36%。我覺得可能是接近40%，因為年輕人移民走了，年老的貪圖這裡的醫療福利，所以跑不得，也許大陸的老人，不論是香港人或是新移民的親屬，都是貪圖這裏的醫療福利所以下來的。故此，隨時在2046年，如果無大礙的話，就是沒有旺角阿伯說的宇宙大爆炸那些，起碼要超過40%。那時政府怎麼搞呢？當然不用想，因為現在政府的官都走光了，他們會在加拿大見面。

圖二、一九七〇年代，中環干諾道中的平民夜總會

落夜街是以前香港的現象。一些人可以忍受民居或者工廠下，即在街上，有些商店擺放枱櫈。佔用公共地方便宜點，不用收租，當然要付黑社會保護費，後來叫陀地。吵吵鬧鬧，樓上的人又不介意，因為樓上的人有時下來吃東西。地上很多油漬，早上之後，但是也不介意，因為大家都奔波勞碌。此外，最重要的是什麼呢？就是那個時候的殖民政府，即英國在香港的殖民政府，是採取自由主義的統治方法。所謂自由主義就是東西不爛的，就別動它，破了才修理它就又好起來的；引進新東西，又不知道行不行，舊東西就別動它，不要拆它。另外，那些東西是所謂自古以來都在那裏的，又不知道它有什麼道理，就不要隨便碰它了。新東西、舊東西一起來，這就是自由主義的統治方法，說是經驗主義也可以的，因為自由主義的界定就很鬆散。英國統治香港是有方法的，那個方法叫做自由主義。就好似瑞士一樣，是金融中心、藥業和精密工業國家，但傳統的農業、手工藝和草藥業仍在，鄉鎮直接民主、行業公會和全民皆兵的做法仍在，現代的疊加在傳統之上，互相參考但不會彼此取代。

九七之後，香港情況不同了。為什麼現在沒有了落街閒逛看戲和食宵夜？因為居民投訴樓下吵。是哪些居民呢，大家都知道了。那些是某些區議員，或者某些地產財閥打手，奉命在輿論製造民眾之間的鬥爭，有時他們不自覺地做了人家打手。因為有這些街頭舖頭，延伸出去的座位，或者大排檔，那些地方的租值是算不到的，是政府的，或是公用的，經濟學上屬於共用品（common good或commons），。如果那裏有人佔用了，當然別人會反對，或者會容忍，彼此拉鋸之後，慢慢會形成一個均衡點。就是說他賣東西要便宜點，或者他對樓上住的人要客氣點，要不然就會給臉色他看，甚至在樓市倒水落街整蠱，慢慢就形成了一個使用共用品，使用公共空間的風俗習慣。這就讓原本用不到的地方可以在大家遷就下用得着。舖頭有時也會賒賬，食店給多一點（食物），又或者充當街坊保長的角色。譬如樓上家庭主婦不知道他那個死鬼去了哪就到樓下問大排檔老闆或員工，「知不知道那個死鬼去了哪啊」，或者「知不知道我老公去哪了」。他說「他剛才出去了」，當然是去了麻雀館之類。這叫做人情味，但當然有借有還。幫你看家人的去向，當然要你經常光顧了。難道沒光顧都幫你說嗎？這些都盡在不言中。

九七之後，當英國人走了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自由主義變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就是大有錢人有自由，普通人的自由就小很多，只有示威遊行。示威遊行就聽地產財閥或者大有錢人，有份打本給他選舉的，也許有利益給他那些議員做些沒用的示威遊行。他們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利益都來，不是私有產權的話，公共空間commons的東西，共用品的東西，就不准使用了。街道乾乾淨淨，不准擺檔。舖頭擺出一點點都不行。「你租間大點的舖吧，為什麼要找小舖頭，然後佔著街道呢？」普通人開始這樣想。又不知道你妨礙街道，你當然要賣便宜點了，要不然經過就故意踢你的東西。疫情之後，所謂疫情，二〇一九到二〇二三，三年來，除了私有產權之外，還是有一樣東西叫做網络。就是說用網路、電子交易、網路交易的方法把大部分人的錢納了進去，或者大部份人的交易痕跡納了了進去，從中取利。如果在街上用現金交收，不用八達通，那些就賺不到錢，賺不到他那個網路交易費，和監察他的資料。這些東西都做完了之後，忽然發現韭菜抽乾了，不能再生了，躺平了，自滅了。街上死氣沉沉，商店十室九空。食肆之前趕人出去，以為像乞兒地吃飯，發現現在的人、現在的乞丐不回來了。少了三成生意，晚上九點，不用到九點了，八點之後已經沒什麼客人。接著就向政府埋怨了，飲食業商會之類，說客人不見了。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盡頭。發現各種的方法去抽民脂民膏，把中小企業、打工仔女的餘額上繳到網路、交易、借債，或者外賣、網購、送貨之後，發現街上沒什麼人，為什麼啊？這不就是你們想做到那個乾淨交易嗎？接着發現如果街上整天都是這樣，也許人們整天都是這樣，那麼消費意欲不就很低？網購了就算，不會逛街去看有什麼零碎雜貨要買；不到街上吃，整天都是吃那幾味。內部消費固定了不會增長。接著就發現之前總是想打擊的灰色經濟、現金交易經濟，或是佔了公共空間commons的商販都不見了。就是說經濟活動生成的、創生的（generative）那部分，萎縮了，接著就吃驚了。現在香港政府就面臨這個問題。韭菜不能只被割、被量度、標準化，其實也要種、也要施肥。不論化肥也好，有機肥、糞尿都好，放在泥土中發酵發臭，韭菜才長得好。發酵發臭的過程，普通人不願意去看，不願意去碰那些泥，這就是生成的部分，民生經濟的部分。但新自由主義只是看它綠油油的擺在超市中，用膠袋罩著那部份就不可持續、無以為繼。問題的根源在這裏。即食利太盡，然後利益快斷了，外資少來中國，也少來香港。遊客少來中國，大幅減少。香港遊客也減少了，來的都是大陸人。今天我去尖沙咀看到奇景，看到大陸人像個遊客。平時他們在藥材舖、時裝店、名牌店亂買，今天看見他們一看見雪糕車就馬上很雀躍，接著跑去拍照，接著用幾塊錢買了個雪糕，然後在富豪雪糕車旁拍照打卡。像個遊客，但是低消費。我們忽然看到大陸人變回正常的遊客，做回遊客的東西，然而香港的經濟就開始發愁，開始不行了，惆悵了。這些都是政府自找的。

記得當年二〇〇四年本土運動的起源就在灣仔利東街，對抗舊區重建和強制收樓。當時有保育鬥爭。那條街俗稱印刷街，或者喜帖街，因為當時中環的印刷業務放在灣仔，方便政府監察，看看有沒有人印反殖民的傳單。那群保育人士發現在街上幫人雕圖章或印卡片，或者是賣一點東西的，其實跟樓上的住客，或者業主之類是打成一片的。大家會打招呼，打牙臼聊天，有時在街裡買了點東西懶得拿上樓，就放在人家的檔口，「我買了那樣東西再過來拿」，這樣是可以的。然後他們拿了一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研究美國紐約的一個neighborhood shop，就是一個鄰舍的舖頭，即街坊鋪頭，我們香港說的。它做了很多事情，幫人照顧孩子，幫人留口信，幫人收郵包，那些我們現在用各種收費服務來取代的東西。那些左翼朋友，我那些朋友，因為當時沒有大陸人來住，都還是朋友；後來我開始本土運動，就是反水貨客之後就鬧翻了。當時他們會談這套理論，和政府議論，但當然議論的結果是沒有，因為政府當時在實行新自由主義。而那群左翼朋友也不會像我剛才說公共空間和共用品的使用、人情味、灰色經濟的貢獻，另外就是這東西如何製造到香港人之間的互信，那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說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價值：信任（Trust），而這東西是資本主義社會交易或者金融城市交易很重要的，在民間灰色經濟締造了互相信任的風俗習慣，例如在紐約或巴黎，陌生人在路上握手派糖果令大家開心，那邊的人是會接受和食的，但刻下的香港就未必會。那東西在香港幾十年，從戰後社會爾虞我詐，激烈競爭，所謂「手快有、手慢無」，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公共屋邨互相信任，安定下來，雖然大家有機會仍是想移民遠走加拿大，但起碼從戰亂過了二、三十年之後，開始著地，有街坊感情了，也有一點公民榮譽（civic pride），以做香港人為榮。這些是無價寶，無價的意思是難以計算，但其實可以計算，當失去了之後大家就知道，例如國際自由度和宜居城市排名逐年下跌而影響國際投資香港之類。這才是現在討論所謂夜市經濟，或夜市問題最深層的東西。就是我們統治的哲學，由英國人的自由主義到共產黨或者港共的新自由主義所產生的問題。

從抗議到抗疫

至於表面輿論上的講法，廟街生意現在是只剩疫情前的一半，有些議員說不如尖東擺一百檔熟食檔看看怎麼樣，其他人說這樣搶低舖頭價錢，令餐館生意更差，這是其次，很表面、很沒意思的討論。有些說旺角不如整條行人區，以前因為阻礙汽車所以取消旺角行人專區。其次，比較次要的準備，不過也很少了，就是調查一下香港人在反修例運動和防疫之後的消費習慣改變。二〇一九年香港幾乎全境示威抗議，局面動盪，開始宵禁，地鐵巴士到十點就不行駛，所以街上有些夜市，但也難以維持下去。最厲害的宵禁打擊就在疫情那幾年，食肆開到七點就不准開，准許開到八點已經是皇恩大赦，好開心了。很多舖頭，可能大家不是很記得了，到六點、七點就趕緊關門，要食就快點食，外賣要快點餐，好似戰亂來臨。由二〇一九玩到二〇二三年初，玩了四年，宵禁打擊令夜晚消費，不是說街頭那些夜市，而是店舖或商場，有沒有人行呢，很少了，那四年的打擊令很多社會行為改變。

接着一樣東西就可能很多人都沒發現的，就是很多人回深圳吃東西，回深圳的夜市，深圳有些舖頭是模仿香港的。為什麼這麼多人回去呢？很多人說人民幣便宜了這樣。那麼我一個解釋呢，可能是大家意想不到的。那就是因為國安法在香港實施得成功，和教育得成功。人們發現在香港要低頭，或者不能罵共產黨。百忍成金之後，不如回大陸了。在香港不罵共產黨不罵政府不說港獨，那麼大陸不也一樣，那麼香港和大陸有什麼分別呢？另外大陸只是便宜點，只是過關收一筆比較貴的火車費而已。所以我一向主張香港政府取消羅湖過關火車的額外費用。不可能這麼短的車途，粉嶺去上水，上水去羅湖，那個距離差不多，粉嶺去上水收三、四元，我記憶之中那個價錢，為什麼去羅湖收十幾塊，這不就不合理嗎？當然我在開玩笑，政府鐵路虧損，賺錢的過關票價當然是不會減的。但其實有一個意外的是港區國安法在心態上令港人接受大灣區融合，的確做到共產黨想要的，就是香港和大陸愈來愈像，那麼人們就回大陸消費，買東西、玩，剪頭髮、上健身室，或者飲食娛樂。食品安全不管了，因為香港現在也不很注重。

圖三、菜園村最後一次抗議，新春胡士托。

這個就是我以前在菜園村抗爭運動，因為要建高鐵所以拆菜園村。二〇一一年二月的新年，菜園村被拆毀，鄧小樺叫我做些新春揮春或者門聯貼在村內被毀掉的屋，舉辦新春胡士托音樂會。我擬了很多，其中有一個是「全國一盤棋，攬住一齊死」。現在我們看見這個景象終於出現。當然，死的又不到我們，香港遲早有人接收。在這裡吞聲忍氣，學下理論，深化一下思維，令自己精靈一點，明白事理一點。別說自己沒權力就別想這些東西，別想什麼灰色經濟啊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怎麼樣，港英統治香港的時候為什麼風生水起。這些道理是要想得明白的，因為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知識就是力量。傅柯（Michel Foucault）說的，直是權力產生知識（power is knowledge）。同一道理，知識會產生權力。

我一貫在這三十年內在香港做的輿論工作也是讓普通人，別說低下層，普通人沒什麼機會去想政治哲學或者統治系統的思想，多點知識，自然權力就會在自己手上，掌握到自己命運，令自己思想更加通達、更加快樂。《六祖壇經·般若品》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世間的煩惱和厭倦，正是修行的資糧啊，離開世間的紛擾去尋覓菩提智慧，就如在兔子的頭上找角一樣。降生於俗世，修行不能離開世俗的知識和看透。這些都想不明、都不通達，就不用指望什麼空性、什麼禪定了。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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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轉變與數碼生活互相矛盾——官商勾結來謀財，不是為了國家安全或人類福祉

 

京廣隧道沒頂

日前德國西部水災，前日中國河南水災，鄭州傷亡尤其慘烈，地鐵站和京廣路隧道灌水沒頂而死傷並無事實公佈。不論中、德，都是洪水期間停電，之後同時停網、斷水，因為沒有電力供應，伺服器區域中心、手機訊號發射塔及wifi路由器皆停止運轉。

德國那邊的政客或科學家都說百年特大降雨是氣候變遷，在預報水災方面，電台說有水災，但災區有收音機者或聽收音機者寥寥可數，結果小鎮幾十人在地下室被水淹死。鄭州水災也是無點無網無水，家居的人要去便利店買東西，卻發現家中已經沒保存現金，但支付寶等電子支付卻不能用，故此只能賒賬或用香煙做支付，災難之下互聯網沒用，連黨報《文匯報》也報導了。

德國和鄭州的洪水證明，天災來時，互聯網和電子支付全停頓。但問題來了，各國都在談論氣候轉變帶來的極端氣候，那就是天災了，而且惡劣氣候比以前更為頻密、強度也愈來愈大，但為什麼各國還去鋪設更多互聯網，主張為了所謂抗疫而用無接觸付款——電子付款呢？歐盟甚至準備淘汰汽油車，但災難最容易發生的就是停電，停電之後汽車怎樣充電呢？

現在的網絡訊號可以從低空的衛星播放，這是Tesla汽車集團做的計劃，衛星可以用太陽能板來發電而且懸在空中不受地面的天災波及，但地面上的一切聯網器具，從電腦、手機、發射塔到路由器，都必須依靠電力。電力要便宜，必須用黃銅電線來導電，捨此以外，別無他途。電線必須鋪設在混凝土的地下管道或用高架電纜掛在柱上，任何天災——不論洪水、風災、地震、野火，都會撼動地面的混凝土或高架電塔或電線桿，於是必會停電，那麼現在做的聯網的數碼交流運作系統就會停頓。這是稍為用一下常識都可以想像出來的。

為了國家安全也好，為了個人安全也好，是不能過分依賴互聯網、大數據或電腦運轉中心的（例如uber中心），但偏偏是現在氣候變遷議程高唱入雲的時候，各國卻在用立法或行政偏頗的方式來推動數碼交易和統一數據處理，甚至推動無人駕駛汽車之類。這是與氣候變遷而準備應急生活背道而馳的。我們的地球今後肯定是風平浪靜，無災無難的，故此各國銳意發展鋪天蓋地的AI和5G，而且致力消滅低維技術。

這就是我一向講的權力的悖論。權力是靠悖論來養育着的，正如上帝要靠奇蹟來養育着。洪水令到德國的互聯網沒用，令到鄭州的地鐵和京廣隧道的電子監察失靈，以致政府毫無警覺地沒有發出停車令或關閉隧道，在災後，各種經費還會撥給維修互聯網服務等等，但大家都知道，黃銅電線必須舖在馬路的下面和高架在電線桿和電塔上面，電力是理論上和實踐上無法用無銅線導電的情況下輻射給各位的，否則那就是輻射殺人級數的X-ray、gamma-ray而不是普通的電磁波的電力。二十一世紀的所謂數碼科技和納米技術，依然是依靠1900年代的黃銅電線輸電系統，輸電方式一百年來毫無進步，也不可能有進步之可能。

政府用公帑推行生活數碼化與效率提升或安全保證無關甚至有害，正如政府威逼人民注射mRNA疫苗與新冠病毒的防禦無關甚至有害。但為什麼生活數碼化和mRNA疫苗會推出的呢？一個字——錢。他們是為了資本家、大財團剝削市民、摧毀中小企而設的。

一個店員在數鈔票和硬幣的時候與顧客聊天和掌握各顧客用鈔票零錢的習慣並且計算多少錢要入銀行、多少錢要存在店裡所帶來的企業效率大一些（你知道那位店員掌握的資訊和能力有幾大嗎？），還是店員只是默站一旁監視顧客用掃描機自助付款而令顧客資料統計進入支付寶所帶來的企業效率大一些？當然是後者囉，因為它很快會帶來企業的倒閉。那些除以零的效率，除出來的結果是無限大，數學符號是∞。

Source: 陳雲

https://www.patreon.com/posts/qi-hou-zhuan-yu-54070949

城門河堤又換麻石，新自由主義蠶食公帑，民主政治至此失敗

邊行邊講，文化小沙龍。

民主政治是處理兩宗大事：

一、限制政府權力

二、減少及監察政府財稅

新自由主義之後，全部崩潰。政府權力籍着公共服務而加大，部分公共服務給財團承包，財團回收他們的稅捐，政府稅收不足，只能借貸，之後是經濟衰退，政府增加發鈔度日，增加的中央銀行鈔票流入財團的大筆借貸，購買股票及房地產，再度剝削小市民。

目前我們進入的是經濟衰退期，香港這類無用的工程會無日無之。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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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為什麼要停餐廳堂食？——食物派送的外判陰謀

 

Bill Gates說除非疫苗注射率高，否則至少到2021年夏天，都要維持防疫措施，而餐廳酒館需要黯然關閉（sadly closed）。

為什麼各國政府都玩殘餐廳？為什麼更容易呼吸傳染和接觸傳染各種細菌病毒的地鐵和巴士不禁止開行？為什麼沒有地鐵傳染群組出現，而偏偏是餐廳？

為什麼要立法針對餐廳？強制要餐廳張貼追踪顧客的二維碼？

因為要摧毀家庭！摧毀社團！摧毀人與人借助一齊食飯而締結的情誼！Ruining restaurants are ruining families, ruining friendship unions!

餐廳是什麼？我在德國僑居的考察，不論是德國人或唐人或土耳其人的餐廳，都是家庭式經營。餐廳，就是一個擴大的家庭廚房，extended family kitchen。餐廳員工很多是親戚關係，員工與顧客也是朋友關係。食一餐飯，就是一期一會。

政府勾結財團，要推行網絡遞送、電子交易和電子錢包，於是就借助虛構誇張的瘟疫來封城一年以上，意圖整死餐廳，破壞社區團結和人際脈絡，也令餐飲業的技術傳承因為大幅度結業和外送化而中斷，整蠱到在餐廳食飯好似醫院病人食營養餐一樣，用口罩偷偷地食，那種卑鄙無恥，是地獄惡魔才可以做到的。政府已經是satanic（入魔），有血性的人民要醒目，要互相幫助和愛護，不要幫助satanic的政府，否則你也是惡魔，也要遭受地獄的惡報！政府要疏離人民，人民更要互相關懷，潔身自愛。請幫助你喜歡的餐廳度過難關，更要抵制那些站在惡魔那邊虐待市民的魔鬼食肆。

餐廳停止或限制堂食而結業，結業的餐廳，幾十年的食物技術和人情聯繫就一筆勾銷，方便大集團用非技術、無人情的連鎖店進駐飲食業，維持下去的必須借助外賣或委託食物派送公司外送。這是切斷餐廳及顧客的交流，餐廳主人和伙計不能再看著顧客飲食而得知食物的感受，久而久之，廚師和餐廳就會失去食物與人群的感應，餐廳變成食物工場，將飯盒交給顧客或派送公司就完事。這是將餐飲業非技術化及非人性化，餐廳的工序切斷和外判化。這是新自由主義的典型手法。

張愛玲說，控制男人，透過胃。陳雲說，控制一個社會，透過管制餐廳。食物是文化和人情溫暖的載體，大財團一早預備了連鎖快餐店、派送公司來打垮餐飲業，所謂疫情是他們下手的好機會。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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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將偏狹的宗派觀點用立法的方式強制全社會執行，令中年及老年的一代無所適從

 

二十世紀人的哀嘆。由於左膠被深層國家扶持，上升到大學及政黨，可以講學及立法，故此我們這一代古典的自由主義教育長大的人，在二十一世紀以自由、獨立及科學出現的話，將被視為自私、不負責任及無公民道德，目前主張立法戴口罩來防疫的新一代青年人，正是這些左膠餵養長大的愚民。

二十一世紀將偏狹的個人觀點或宗派觀點——例如族裔平權、多元性別主義，用立法的方式推行，令年老的一代無所適從。將來在新一代的錯誤醫學常識及錯誤公民道德的影響下，由於這群人主宰民主社會，將借助安全的恐慌來立法推行健康碼、強制智能手機追踪及強制電子錢包交易。加州州長更以環保為名，在2035年禁止汽油車，強制人民使用昂貴的電動車。

特朗普老伯在美國的支持者，大部分是二十世紀長大的中年一代美國人。到了二十一世紀長大的美國人統治美國的時候，美國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美國，而不再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美國。

我們熟悉歷史的人，知道事情如何而來，然而要改變，卻是無能為力，因為民主選舉令到被左膠及深層國家毒害的新一代可以用立法來橫行無忌，那些香港黃絲區議員的支持政府嚴厲執惡法的法西斯行為，正是年輕一代的典型宗派主義的道德至上思想。特朗普總統在美國力挽狂瀾，其實是來自二十世紀老人的唐吉訶德的努力。假如美國的民主選舉將特朗普趕走，我們也是徒呼奈何，奧巴馬的社會民主主義的主流趨勢，又要返回美國了。二〇一六年六月的英國公投脫歐，也是中老年人空群而出，才力挽狂瀾，可以公投脫歐（脫歐51.9%選票，留歐48.1% ）。

現在，我們用哲學來談論道德立法與現在西方國家的封城罷市及口罩禁令。不是很深奧的東西，只是簡單的邏輯一致性，很多事情顯得複雜，是因為主事者違反邏輯的一致性。例如A不等於非A，又例如你不能用A的手段來達到非A的目的。例如一致不是多元（conformity is no diversity），故此你不能用一致的手段來達到多元的目的。這是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基本邏輯公理，如果你不信服，你大概已經進入信仰或宗教的範圍。你大概可以離開，不必閱讀下去，因為你是神靈。

現在我們討論，能否用立法的方式，來規範我們新發現的道德，例如性別多元認同不能被歧視，例如公共衛生要做到最高的標準，即使我們對於是否醫學上證明有效，仍是在探索之中的，但多做好過少做。

首先，我們談論立法與美德的關係。立法是用來保證最低限度的行為標準一致，而不是最高限度的、多元的、自主的美德（例如我戴口罩保護着你而顯示我不是自私的，我是有公民道德的）。由於執法和司法都必須有絕對可靠的標準而且確保爭議性減到最低，立法在技術上是應付帶有傷害人或社會大眾性質的不良行為，如果某些不良行為不能被確實證明是傷害人或社會大眾，而將某些新時代的道德主張立法，那麼執法和司法必然會採取武斷的做法，使得執法和司法的標準一致，而將理性辯論或科學新發現排除。例如我們不能全然禁止吸煙，只能在密閉空間的公眾場合（如餐廳、辦公室）禁止吸煙，吸煙儘管會損害健康，但如果我們因為健康理由而禁止吸煙，也可以以健康理由禁止其他行為，例如禁止高糖分或油脂的快餐食物，或處罰暴飲暴食（在河北已經立法處罰在餐廳暴飲暴食） ，或禁止未經某種病毒檢測就搭飛機旅行。移民入籍而有權永久居住某國要被逼接受健康檢查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檢查是否有高傳染性和致命性的肺結核病），為何去外地玩幾日都要健康檢查是否有低傳染性及極低致命性的新冠狀病毒呢？現在政府就挾持國民的道德來做監察國民的旅行自由。

我們要求尊重種族平等是沒問題的，因為種族從來不是平等的，先來的與後來的種族就不會平等，故此用道德呼籲是克制自己，一旦進入立法，問題來了，為了顯示平等，必須確保種族佔據的權威位置要多元，於是就要委任其他少數族裔進入決策位置或大學預留學額給他們，原本用動態的均衡來顯示的平等——此刻是你、下次是我，就會變成靜態的均分來顯示平等，那麼競爭就多了規則限制，而那些規則來自用法律來保護的道德，那些道德就變成無可爭論的教條了。由均衡變成平均，就是由自由變成平等。例如立法保護女權、保護某弱勢族裔、立法強制戴口罩之後，我們無法在政治甚至在科學上辯論或探究，進行這些道德辯論或科學探究會遭受控告甚至解僱處罰，美國紐約大學現在有教授Mark Crispin Miller因為引述堅實可靠的醫學報告揭發口罩無用而被憤怒的學生要求校方解僱他。

用注重一致的立法手段來保護新時代需要的多元並存，這本身就是法哲學的悖論。

至於年輕人跟隨這一套道德立法的做法，是因為教導他們的教師在九十年代之後用文憑或資歷來保護自己，排斥了有學識或經歷的其他畢業生加入教師行列，政府也樂得教師訓練只有教學法而令平民變得更僵化或蠢，於是我們的中低下層的兒童今日變得不是反叛，而是比上層人更加保守和信服政府。這是上層人馴服下層人，令他們解除反叛的武裝的方法。社會治安會更好，而且從心態上剷除了革命的可能。

上述的討論，關於自由與理性的討論，戰國時候，農家的許行與孟子辯論過：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四）之六》：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語譯」

陳相分辯說：「如能依著許子的道理去做，就能使物品的價格沒有兩樣，全國境內沒有詐騙的行為，雖然叫五尺高的孩子到市場上買東西，也沒有人欺騙他。一切貨物，只問量的多少，不管質的好壞，布與綢緞只要長短相同，價錢就相同；不論粗麻或細麻，蠶絲或絲線，只要輕重相同，價錢就相同；五穀不論是稻、黍、稷、麥、菽，只要多少相同，價錢就相同；鞋的大小相同，價錢就相同。」

孟子說：「物品的好壞不齊，是自然之情，以彼此的價值，有的相差一倍或五倍，有的相差千倍甚至萬倍；你卻把他們強比齊劃一，這簡直是擾亂天下啊！試想大鞋和小鞋同一價錢，誰還肯作那大鞋呢？要是依照許子的學說去做，那無異是率領天下的人去做欺詐的事了，那裡能治理國家？」

後記：附帶討論一下香港八月的診所新聞，可以見到年老和年輕一代的意識衝突，護士要沒有病癥的病人戴口罩，只是出於迷信，而不是出於醫學，她自己也是說求安心，診所貼告示要所有病人戴口罩，也是遷就某些恐慌的求醫者，而不是出於醫學，至於網民譴責該名健康的人是自私，更是二十一世紀青年人常見的道德勒索，好似舊年那些害死香港的堵路青年說是為香港出力，要求市民罷工支持他們：

 15:59 2020/08/05  經濟日報

【口罩令】自私男子診所看病拒戴口罩　反斥護士「正宗愚民」：怕死成咁

本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政府已實施「口罩令」，但仍有不少市民漠視疫情，拒戴口罩。近日一名男子不戴口罩到診所看病，當被護士要求戴上口罩時，更反斥對方是「正宗愚民」、「怕死」，自私無禮的態度惹來一眾網民批評。

Facebook專頁「診所低能奇觀」版主是一名診所助護，她昨日（4日）發文分享經歷，指早前有一名沒戴口罩的男子到診所求醫，她見狀即遞上口罩並要求對方戴上，惟男子屢勸不聽，稱自己「又唔係有啲咩病」。

護士強調，診所外已張貼告示，要戴上口罩才能進入診所，又指必須戴口罩才可登記看診，她表示，非常時期下，戴口罩都是為求安心，既保障自己又保障他人。但男子卻聲稱沒有看見告示，堅持不肯戴口罩：

你呢啲正宗愚民嚟，人講你又信，身體健康就百病不侵㗎啦。

見男子態度強硬，護士再三解釋，來診所看病的人大多是身體不適、抵抗力較差，部分更是長期病患者，如果仍堅持不戴口罩，會被要求離開。男子聽後才從褲袋取出被摺成一團的口罩，戴口罩期間更說：

又唔係有啲咩病，係都要迫我戴個咁嘅嘢，少少嘢，係死就點都死㗎啦，怕死成咁。

帖文引起熱議，不少網民批評男子自私、態度惡劣，亦有人表示，疫情下應注意個人衛生，指不戴口罩是相當不負責任的行為，「真係超級自私無恥」。

Source: 陳雲

https://www.patreon.com/posts/er-shi-yi-shi-ji-42048722

兩黨政治

台灣與香港一樣都是兩黨政治，兩個陣營互相扯貓尾、唱雙簧、枱底交易，兩個陣營同時會排擠第三種或以外的各種聲音，讓兩黨政治的系統永續地正常運作。台灣和香港所謂的民主，以台灣為例：「當你罵民進黨的時候，綠粉就說：「不然你要投國民黨嗎？」」；而香港：「當你批評販民時，黃絲就說：「咁你投建制派？你藍絲！」」。當到了非黑即白的狀態，人們就會逼使政治搖擺、中立、其他政治立場的人歸邊，拉壟其他人去變成為自己政治立場的人。久而久之兩黨出賣人民、貪汚腐敗都沒所謂了，反正沒有其他聲音去反對、批評，讓政治繼續腐爛下去。當人民忘記了民主是容納各種不同的聲音，成為兩黨政治的奴隸時，只要定期餵食所謂的民主的毒藥，繼續投下兩個不同的政黨，繼續維持兩黨政治，繼續出賣國家和人民利益、繼續被剝削，一起享受新自由主義帶來的惡果。

中出羊子的帖文：

https://www.facebook.com/sora.neverforget8964.org/posts/4159768624094433

#台灣 #香港 #兩黨政治 #新自由主義

Source: 我們在香港，這裏有希望

https://www.facebook.com/103795464433729/posts/191194675693807/

新城市廣場變侏羅紀公園

Project accomplished.

地產商久久未能啟動的風格建設，現在得到藉口完成啦。香港本來就是地產財閥控制市民的豬圈。這個風格，是地產商夢寐以求的。

此外，我也該講出來的是……新城市廣場也是這樣完成了欄杆社會。地產商們判斷，香港的動亂將持續頗長的時間，故不值得恢復原本的玻璃透視風格，乾脆做豬圈好了。

Source: 陳雲
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10157753640842225
https://www.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157753778972225&id=589657224

公共空間

在香港生活多年感受至深的是，提防一些忽然被左派帶起討論的東西，因為討論它的結果就是失去它，例如「公共空間」。在討論之前，由於公共場所的定義模糊，所以我們相對享有更大自由，凡我們所到之處就是公共，不准進入者則是私人；討論之後，公共空間開始被定義，而「定義」的定義就是「為義設限」。所謂保障公共空間，建在一套錯誤的城規哲學上。政府藉着在每個城市區間劃出一小窟土地闢作休憩處，便稱之為保障公共空間。於是，在沒有被劃定公共空間的地域唱歌表演列為非法，這賦予警察更大的權力驅趕。警政之所以加速膨脹到今日的局面，源於我們沒有察覺到集體的自由被悄悄設限了，並愈來愈認同設限是合理的。沒有行使自由的人，自然不能察覺自己不自由。

理大設閘機封鎖校園，民間用地契控訴理大侵奪市民8,000呎的公共空間，這是正當又有效的行政手段，「香港賴以維生的制度」就是靠集體履行這種社會契約。不過，我們都知道，我們被剝削，因為在我們遵從這份契約的時候，當權者卻故意違反它，違反契約就是權力宣示，理大設閘就是理大向公眾宣示權力，希爾頓廣場保安阻止警察闖入失敗則是宣示權力失敗。

持槍港警本來不能肆意入港鐵、入屋苑、入大學、入商場，但他們在權力的加持下自由了，可以無惡不作了。沒有政治改革，這種傷害就沒法逆轉，即使明天起再也沒有人在街頭破壞，港警也不會把越過的多條紅線踏回去，這正是這半年民主運動之後，我們全體香港人日後所面對的究極困境。我們失去更多自由，連嗌出自己的名字，都被控侵犯自己的私隱。

所以，甚麼是公共空間？

不，該問甚麼是警察空間，甚麼是官方空間。

不過其實，打從一開始就講錯了——「公共」本來就不是一種「空間」的概念。

Source: 作者
https://www.facebook.com/yhmetblogspot/posts/2890159987700787?__tn__=-R

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

智力問題。我在一九八二年，讀大學一年級的時候，讀美國的民主理論的書，已經知道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故此要限制現代政府的權力，保護及擴大民間自主、產權自主，多過要授權民主政府以平等或福利的名義立法統治人民。

民主並不是多數人決定國家命運的，而是少數的利益明顯而特別團結的一群人決定的。這群少數人，是這樣組合的：

一、政商高層，他們以世家聯繫、檯底交易及神秘社團締結。他們的利益是全球化的、跨國的，本國的利益只是為跨國剝削服務。

二、政商高層收買的元首及外圍政客，他們幫助政商高層立法及執法。

三、政商高層及外圍政客收買的傳媒、工會、社福界及特殊宗教締結的少數族裔、特殊利益締結的平權分子。政府用教育及福利提高勞動水平及薪水，生育率降低，大企業有能力轉移去全球化生產而存活，大財團收買第三世界的政府，剷平第三世界的社會組織，釋放出孤立無援的工人，富國吸收第三世界貪污政客的逃逸資金。中小企業在本國落敗，政府會轉過頭來輸入願意刻苦及生育的年輕新移民，從事下層工作。在國外投資的企業在賺夠錢之後，會在本國工業回流，用自動化及新材料方式生產，轉而用國際機構攻擊第三世界國家操控傾銷、破壞環境及虐待工人，禁制第三世界國家的出口（這是中國面臨的命運）。

由於現代社會打爛了傳統的宗教、宗族、種族、會社，也破壞了主流社會價值，故此一、二及三，才是統治一個民主國家的深層結構，稱之為deep state（深層國家）。

一、二及三發揮到極點的時候，稱之為新自由主義。香港正是新自由主義的溫床。因為這類的民主選舉更加容易掌握，而且是難民及移民組成的社會，九七之前的香港遺民，除了陳雲主張要用中港區隔來鞏固其文化價值之外，大多數政客都主張中港融合、國際社會、世界公民。問題是，你有幾十億元美金的資產嗎？你袋裡有十本護照嗎？你這個窮人做世界公民？不要開玩笑吧。

（按：憲政共和，constitutional republic，即是社區自主、地方自治、聯邦制衡及中央政府限權，才是現代國家的真諦，而不是民主普選。民主必須用憲政共和來保障。我在《一國定兩制》寫過。美國的好處，是這個國家會給你開放的知識傳播，美國會給你解藥，如果你願意吸收。而美國的政商集團也知道陳雲城邦論、華夏邦聯論這一套，不過他們在選舉之前派使者告訴我：「陳雲，你不會當選，但我們會留下你。因為我們會抄襲你。你會被我們弄得一貧如洗。但我們會容你在香港。」）

智力閱讀門檻：IQ 130

#the real thing about democracy

#民主制度之不可靠，在於利益計算有限︰窮人只是計算眼前的利益，富人計算長遠的利益，於是富人將窮人吃掉

Source: 陳雲
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10155193117992225

垃圾徵費計劃，其實是戶口調查

垃圾徵費計劃，其實是戶口調查，所有灰色住戶（公屋寄居者、臨時屋、工廈隱藏者……），將會無所遁形，購買官方垃圾袋的數據會被政府用來做長期分析，例如政府會知道你在那段時間有人寄居在你家、同居之類，即是住戶人數增加，也會依照條碼抽樣掃描垃圾。各位千萬不要當它是環保計劃，這個其實是情報偵查計劃，而且要你付款。不過，立法會的議員會大比數通過。除非陳雲及其盟友在議會裡面。

我的原則：任何公民數據，都不要交給政府，即使那個是憲政民主的政府。一有公民數據在手，政府會忍不住分析和控制。你的自由，會以各種良善的原因（環保、安全、效率...）而消失。貧民、游離者、犯罪者，本來是隱形的，但垃圾袋的跟踪數據甚至條碼系統，會將這些人暴露出來。這是新自由主義控制人類的陷阱。

Source: 陳雲

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pfbid0e3pK284DyWw8e67at6jmT3vekTs5uejSu8BxomPcMxiqAFJeWa6GxReDNpU7NvAhl

《九七後的教育問題》(城邦公民政治講座第二回節錄)（謄抄）

之前羅范椒芬在位時，有教師跳樓自殺，結果教師遊行，羅范椒芬道歉。教師自殺之後很快就有政治反應，工作條件略為改善，皆因教師有工會（如教協、教聯）做政治平衡。

在現代社會，一旦沒有職業身份，沒有勞動，就沒有社會地位。現代社會是按照有報酬的勞動來區分社會地位，從而得到社會權利。如果某種勞動本身沒有報酬（例如學生在學校勞動、家庭主婦在家工作），那勞動者就會沒有勞工身份，沒有勞工身份就會沒有政治地位。故此，學生自殺與教師自殺，社會是會有不同反應的。

九七之後香港的教育發生了什麼事？

九七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表面上是進步的，彷彿對文化回歸或本土化有些幫助。

（一）母語教學

第一項教育改革是「母語教學」，名為「教育語言改革」，實為以廣東話教授其他科目，其道理是以母語教學最為有效，所有學生都能到同等教育效益，因為有些學生接受英語教學時的教育效果是不好的。這一點在教育的道理上是對的，但母語教學問題出在哪裡？

母語教學問題有兩個︰

一、去英語化

以往殖民地時代，我們的國家語言其實是英語，儘管中文是合法化，是官方語言，也是民間的交流語，但是在重大場合（如政治演說、在立法會發言、在法院辯論、在上流社會交流）都是以英文作為交流語。故此，母語教學其實是去英語化，將以前英國建立的國家texture拆解，這是很惡毒的。

當時的華人（九七時還是華人身份的人）覺得沒有問題，但其實這是去國家化，與新自由主義的去國家化一樣，是去英國化。

二、去本土化

母語是廣東話，但當時廣東話並未形成本土的主體性。我們口中的「中文」，只是個模糊的概念，那個「中文」的文化主體，繼承自王朝中國，或者是民國、共產中國，整體上是個模糊的「中文」觀念。由於我們沒有很強的廣東話的主體性去捍衛母語教學，所以母語教學很快就會變成一個低質素、反國際化、反社會上升的教學，接著就會走向一個「廣東話教學是低級的」狀態。要令其升級，就要用普通話教學。普通話教學起碼可以便利日後與中國做生意、在大陸創業、北上之類。九七之後，本土運動、廣東話本土的主體性未夠強，是捍衛不了母語教學的，「母語教學」很快就變質成為「普教中」，甚至演變成用普通話教授其他科目，接著中共就進入香港的教育體系。

中共進入，並不代表香港再次國家化，因為中共並沒有國家主體，它只是一個黨政系統，沒有國家精神，所以香港式的普教中並沒有建立一個國家，只是增強了國際化。（香港的普教中，與台灣的國語運動、消滅閩南話運動不同，台灣那個國語運動，是一個建國運動，儘管建立的是一個由北方人主導建立的中華民國。）

在這個沒有國家主體的背景下，香港家長的心態並非「因為回歸中國，所以要學普通話這個國家語言」，而是覺得「既然英語學不好，那就學普通話，起碼多一種技能」。「母語教學」轉向「普教中」，就是在這種很詭異的狀態進行，家長沒想過要子女學習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語言，只不過是覺得廣東話本來就曉得，倒不如學普通話，多學一種技能。母語教學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很快轉移至「普教中」，將我們的重心轉移至中國。這就是何以母語教學能夠消滅香港文化的原因。

（二）課程拆解

除了改革教學語言這個最重要的元素外，另一項教育改革就是將過去有系統知識傳授的課程拆解，將地理、經濟、社會、歷史、中史等科目拆解，變成一個綜合的通識教育科，美其名是培養全人教育和通才，用幾種主題將人類歷史、國際知識、生活上遇到的問題集合在幾個大主題之下，聲稱學生透過了解這些主題就能夠發現世界是怎樣的。

聽去不錯，但只要你具備簡單邏輯，就會發覺像地理、經濟、中史那些有系統的知識能否拆解成五、六個知識單元，將那些知識重新組合是否就能夠了解一系列的知識？

一方面在數學上已是不可能的。原本豐富的內容如何能夠用五、六個主題組織在一起？勉強組織在一起，亦只不過是了解這幾種知識在這個組織的nexus（交匯點）如何interwork，來自中史、地理、經濟、自然科學的知識如何在交集處運行。這其實是跨學科研究，但你必須先知道那些知識本身從何而來、本身運作過程為何，才能知道他們如何交集。然而，通識教育就是只學習那交集的狀態，由西周而來的狀態，由海恩斯而來的狀態，你不需要理會，你只需要理會它們在這一刻全球化和本土衝突時的狀態是怎樣的、它們是如何撞擊的，那麼你就會得到一種「學習能力」，而這種「學習能力」就能夠令你終身解難。這是我用一個邏輯的方式將以往羅范椒芬所宣傳的內容說出來，內容是相同的，但你會看到荒謬之處。不過羅范椒芬不會說出荒謬之處，只會告訴你不用讀那麼多，只讀這一部分，精彩地解決問題，學生就會充滿解決問題的能力，具備終身學習的本領，可以面對各種困難，可以成為出色的僱員獲國際公司聘用。

另一方面，把課程拆其實是將過去有系統的知識碎片化。學生只能夠掌握到碎片的拼圖，但不知道每一塊碎片從何而來、如何製造，只有拼圖的能力，甚至連那拼圖能力也是老師和家長教的。

由於那種能力本身其實是很艱難的，所以為了遷就學生程度、為了令合格率能去到一個可以接受的水準，考試難度就會降低，結果學生表面上彷彿具備很強的能力。當你要遷就能力降低的學生而令他們感覺良好，你就要需要多開辦一些次級大學，或是將原本不是大學的升格成為大學，將這批能力次級的中學生融入去次級的大學，結果大學體系膨脹。

大學體系膨脹，本應能產生很多人才，人才本應可以邁向中級中產或高級中產，但由於次級大學的學生來源本來就是能力差，而且中級中產和高級中產只會佔整個經濟結構中頂部的一個三角形，增加推入三角形的人數並不會令三角形裡的職位增加，只會令這些人擠出三角形之下，或者令三角形裡的職位碎片化。

舉個例子，原本只是一個教師職位，但由於出現能力較差的大學生，所以這教師需要一些教學助理去招呼這些較差的大學生；當一個主要教師職位有幾個教學助理，這位教師的生計就會受到挑戰，受到那幾個教學助理的內部挑戰、內部鬥爭，教師的生活會變得辛苦，為了證明自己比那幾個學歷相同甚至具備更多學歷的教學助理優勝，就要繼續讀書，原本好端端教學經驗豐富、一直指導學生功課的老師，被逼去讀教學的碩士，甚至沒緣由而要讀博士，結果只會疲於奔命，而且生存和自信經常受到威脅。

新自由主義就是這樣進入學校的︰

一方面令學生掌握知識差，令老師受到挑戰，把差勁的高中生送進大學，將大學高中化、將大學降格。

另一方面設立資歷架構之類的規格，將本來不在學術體系的人拉進學術體系，結果整個社會充滿持有學士學歷的人，社會亦趨向「一切都在UGC和考評局的監控之下」的狀態。原本的社會有很多leeway、很多漏洞，例如工業學院、學徒之類，均不在正規監控之下，都是灰色經濟和其他社會活力的來源，那些不願意進入主流的人有空間走動，可是一旦大學膨脹，社區學院推出副學士，再加上資歷架構，所有人都納入政府監視和控制之下，社會就會失去自由，失去「我不想與政府有任何關係，只想學習技能餬口，只想得到行家和顧客認同，令自己滿意」的空間，所有人都必須與政府扯上關係，一定要通過考核評審。

1997至200年間，整個社會對這些並沒有警戒心，一味推崇「你做化妝小姐之類也可以透過讀書考核變成持有學士資歷」的觀念，但問題是︰為何要去考取學士資歷？我又不是要當政務官，原本就是無須理會學術也能好好生活的。

一旦所有人都進入這系統，而這系統是充滿壓迫和監視的時候，它一定會令你不及格，令你要不斷購買它的教育服務。這時候會衍生很多職位，但最大問題是，考評局和政府會監視整個就業狀態和就業資格，而這就形成一個監控的社會。新自由主義恐怖的地方，就是透過衍生很多服務，使政府或政府外判的服務供應商，能夠控制很多事情，能夠取得很多資訊，我們難以逃出它的控制範圍而生活。

這就是我們常說要有所警惕的原因。當政府向你提供服務，你要曉得拒絕，或者曉得問這些服務是否我應該需要有的。如果甚麼都照單全收，就很容易落入服務提供者的陷阱，因為服務並非免費的，你要交學費，要考試，要拿取某個資格，不跟從的話就會發現難以就業。

漢醫（中醫）的規管方法，就反映出這一點。開辦學士課程供你修讀，但這做法卻會令到另類中醫或者堅持傳統醫學的中醫（不以實證醫學或西醫理論去學中醫的人）生存不了，因為他們考不了試，無法完成課程。

舉凡將一個民間行之有效的事情拿去規管，或者給予考試、資格認定等，都是危險的，除非一開始就是如此，例如西醫一開始就有醫學院，要考牌，就沒有問題，但其他中醫、正骨、另類醫療等，為什麼要跟從？根本沒有這種必要，因為有一般的刑事法可以監管，用藥不當的醫療行為可以索償，或者中醫不准用西藥之類，何須強制將之納入系統？

雖說新自由主義鼓吹deregulation（非規管化），但最終它是規管化的，只不過規管並非來自簡單的規管，而是極之複雜的規管，人民要付錢購買他的服務來規管自己，付錢後得到某種資格認可或執業認可，才可以工作。

舉個例子，以往未有領匯前，開舖做生意是不用學習工商管理的，有了領匯之後，領匯會教你如何做生意，有課程供你修讀，告訴你門面不夠靚，教你要在每位顧客進入店舖時講「歡迎光臨」。講「歡迎光臨」根本是種滋擾，而且是有幾種功能的，其中一個功能是令顧客知道自己受到監視，「你不要偷竊，不要在我的店舖亂逛，我知道你在這裏亂逛，我知道你沒有幫襯」；另一個功能是監視員工，員工要不斷說「歡迎光臨」以證明他是清醒的，有攝錄機拍攝監視，即使在低頭執貨也要對每位顧客說「歡迎光臨」，不然連鎖店的特許經營商就會質疑員工是否在偷懶、是否招致偷竊之類。這些就是社會紀律（social discipline），對員工、對顧客都是監控。顧客本來就是要閒逛才會購物的，故此這種監控根本是反商業的，但就是為了防止店舖偷竊，而採用這種negative的管理方法。一旦沒有強迫消費（即是人們不一定要去你的舖頭幫襯時），這些行為就會變成趕客，是 anti-productivity的。香港的商人如此囂張，就是因為連鎖店與商地產商勾結，即使他不斷趕客，你也要幫襯，但當自由行離去，消費力低，連鎖店現在就叫苦連天，甚至倒閉，道理很簡單，因為你根本不是在做生意，你是在趕客，管理方法是負面的。一個原本曉得做生意、有數十年經營小舖和行業經驗的店主，在房委會的公屋商場做得好端端的，不用學習就能賺錢生活，在領匯收購後，卻要上課程學習管理方法，這就是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表面上是deregulate某些東西，但一旦握有權力，就會去規管，要有discipline，要regulate，將不跟從規管的人踢走，例如不上課程就不能開舖之類，或者用其他方法懲罰，直至對方依從為止。

過去香港數十年在市面上討論或宣傳的，實際上是剛好相反的。這就是新自由主義。

Source: 陳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N7l3KTHPNM

是誰拿走了香港的市議會？

深水埗桂林夜市現場，警方與食環署採取行動，正拘捕在場準備擺賣的小販 。（MICHAEL MO 攝）

由新年夜市說起

年初一、二，香港各區夜市興旺，讓香港人重拾嘉年華式掃街的樂趣，當大家掃街掃得大呼過癮的時候，部份人不免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香港不能有一個更靈活的小販政策？年初三傍晚，正當我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FB上已經出現大批食環署人員出動掃蕩深水埗夜市的畫面。看著那畫面，又想起1999年特區政府消滅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的不光彩歷史。

香港曾經有過「市政」這個概念。自從兩個市政局被殺之後，香港就沒有了「市政」，只有官僚化的城市管理；沒有了民選市議會去討論及決定市政政策，現在只有AO主導的食環和康文兩個部門──食環所屬的政策局是食物及衛生局，康文的政策局是民政事務局。兩者的政策出發點都不是為香港發展什麼市政，而是行政上及派資源的方便。

如果有民選市政局

我不是說有了民選的市政局，就會有夜市。事實上，在80-90年代，熟食小販曾經帶來了不少市容和衛生問題，那時候市政局討論出來的小販政策都是愈來愈收緊的（可參考《沒有小販的都市》一書），不再像60-70年代般隻眼開隻眼閉。當時的政策，大致上是要把香港的城市愈來愈管理得井然有序，那包括全面取締無牌小販和各區的大笪地（夜市）、讓持有流動牌的小販慢慢流失、把露天街市的小販搬進街市大樓等等。

上述的政策有其社會背景──70-90年代是香港急速現代化的年代，各方面的城市管理也從粗放式管理變為精密管理，最明顯的例子是大型鐵路運輸配合新市鎮發展，令市民生活處處由政府及大財團安排管理，那時候的香港人覺得這才是先進，取締小販和市集的政策也是在這種思維下出現，可說是有其民意基礎。

80-90年代市政局有如此的政策，看似跟現時官僚化的食環官僚政策沒有大分別，但實際上兩個民選看市政局比起政策局主導食環康文政策有更多優點。首先，市政局會議有會議紀錄可以翻查，現在的政策局的會議紀錄不是你們可以看的，當社會對個別政策的民意有變的時候，民選的市政局議員需要回應或改變投票取向。而最重要的是，每次兩個市政局選舉時，候選人需要從區域性的層面向選民交待與市政有關的政綱，而不是像現在的區議員，看到的只是自己選區那幾條街，令市政政策有完善的可能性。

市政局標誌，另外區域市政局的標誌是綠色的洋紫荊葉圖案

1979年的市政局紋章

1995市政局比2012立法會更民主

殺局的時候，董氏政府辯稱會加強區議會涉及市政範圍的權力，也說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已經有同樣的能力。結果呢，區議會權力沒有提高，而且分開十八個區討論市政事務，一來看到的只是十幾條街範圍的事，而且那些沒有實權的區議員，根本就不是食環康文的官僚的對手。至於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也不是像兩個市政局一般是決策機構，最多只能夠要求官僚解畫，沒有改變政策的權力。

兩個市政局被殺的時候，其直選程度其實比立法會更高──1995年的市政局由32席直選和9席區議會代表組成，換句話說是1995年的市政局已經遠比2012年的立法會更接近普選，是名符其實的香港市議會。現在兩個市政局已經不存在，向市民問責的市政政策也不存在。 如果民選市政局還在，以今時今日香港社會的公民意識和對民間經濟的包容程度，理應會有一套更進步的市政政策，那可能包括對小販、夜市、墟市、大排檔有更靈活的處理。

這不叫殖民叫什麼？

消滅市政局，實際上是北京消滅香港民主選舉制度和陰乾泛民第二梯隊的陽謀，要跟這個陽謀陪葬的，就是香港市民主導市政的權利。從今時今日的角度看，殺局而不會招致十萬人包圍政府是難以想像的。可是，1999年時香港還是一個完全沒有反抗意識的前殖民地，那時候遊行有三幾千人已經算是大規模，當年泛民在立法會裡投了反對票、發言時表達不滿便完事，至於將要被殺的市政局呢，在轄下公園拉橫額宣傳民調結果支持保留，僅此而已 。

只恨當年香港人保衛市議會不力，香港失去了市政，剩下的只有官僚化的城市管理。在問為什麼我們不能有夜市的同時，大家可曾記得我們廿年前曾經擁有比現在立法會更民主的市議會？這不叫倒退叫什麼？這不叫殖民叫什麼？

Source: 庫斯克
https://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2/03/6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