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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在面書寫過一則短文，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人不計較城市污糟邋遢，因為大家的生活各有目標，努力求上進，路邊的垃圾、野草野花，野狗野貓和老鼠，都是看一眼就繼續前進。偶然有人投訴，市政局來清掃一下，之後多數故態復萌。同道讀了帖文，告訴我法國大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巴黎的抑鬱》散文詩集，當中有寫十九世紀中葉巴黎的乞丐、窮人、妓女和藏污納垢的街巷，讀到詩人的憂鬱，但更多讀到的是巴黎的人間煙火和生機處處。
直至一九九九年，在沙田市中心的屋苑平日有很多雜樹和灌木，生長茂盛，也引來野貓躲藏。我和妻子在飯後都會將食不完的魚剝肉，混合剩飯拿到平台餵貓。偶然遇到一些人放下貓罐頭，也用膠碗盛水給貓飲。在沙田公園靠近文化博物館那邊，一列黃蟬灌木之間，也躲藏了些野貓，晚上也有女士拿貓糧放在膠碗上餵食。
我在藝術發展局做研究總監的時候，曾參加政府的旅遊研討會，有幾個局長、旅遊協會（今改組為旅遊發展局）和多國的文化領事出席，當中我最記得的是澳洲領事的發言，他說香港務必保留那些無法一眼看透的舊街景，垃圾也不要掃得太乾淨。很多外國旅客來到拍照，就喜歡地上有一堆垃圾、破木、紙箱之類做背景，顯示他們來到電影看過的香港。
那是香港興旺的年代，大家不會將紀律和努力放在外邊，而多是放在自己身上，努力讀書、賺錢、投資或好似我這樣，為社會做評論；報紙雜誌的評論和電視台諷刺時弊的短劇很多，市民犯不著自己出口去指責。即使是二〇〇三年沙士之後的所謂清潔運動，也是高官表演一輪掃街洗地之後煙消雲散。轉折點大概是在假疫情伴隨的經濟衰退之後，很多人忽然批評市容污穢、雜亂，要求政府清潔和整頓；二〇一九年之後的政壇消隱，也令報紙電台評論銷聲匿跡，小民唯有自己出聲指指點點。
一九六〇年至二〇一九年的大約三十年，是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有安定工作，而且穩定升遷或累計利潤的年代。人人都感受到勤勞有報酬、靈活會發達的朝氣，這就是階級流動性的社區效應。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拉吉·傑迪（Raj Chetty）與團隊的最新研究，社區中的成年人是否有穩定工作，影響小孩的上進心。這份涵蓋全美數百萬人、發表於二〇二四 年的長期追蹤研究發現：小孩是否能實現向上流動，關鍵不在於他爸媽是否有工作，而是社區裡其他成年人是否有工作，潛移默化之下，小孩對未來有憧憬。這個研究，間接引證了香港三十年繁榮期的社會風氣，港人一般有同情心，也有社會責任感，但對於那些離奇現象或污穢環境比較寬容和看得開。
在社會充滿雜質和例外的時候，人們的幹勁和活力充沛，因為拼發鬥志和創造力是需要雜質的，古人叫披沙揀金，在沙子裏面揀出金粒。（此成語在唐朝首有記載。唐代劉知幾《史通·直書》：「然則歷考前史，征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我高中的時候買過《愛恩斯坦傳》的中譯本來讀，發現愛恩斯坦最有創造力的時候，是在家庭瑣事煩惱、小孩在身邊團團轉的時候。當然，這也可以說他有驚人的專注力。最近我讀到一篇科學論文的摘要，才知道人類出生的時候，大腦並無空白一片，等待新世界的刻印，而是充滿各種密集的神經網路，在見到世界的時候便快速篩選連結，成為適應新日子的人。人類的決心和創造力，除了生活上要排除萬難之外，在腦袋裏也要排除萬難，從眾多的雜亂訊息之中理出一片網絡或一條活路來。
這可以間接推論，過於整潔的環境或人生經歷，無法激發鬥志或創造力，因為你無從判斷是否適合你，事情或主意是好是壞。適度的整潔是應該的，例如家庭的過道不能有絆倒人的障礙，工作的工具要隨手取得，但過分追求整潔，也許只是顯示你每日只是在守成，在打卡返工放工，或者在守住層樓收租，人生再沒事情要奮鬥或創造了。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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