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地產的董事長許家印，好像家產用之不竭，他被政府逼迫，要用身家性命來負責一間在海外註冊的有限公司，以免對外的美元債務出現債息支付危機，令到中國金融產品遭到國際拋售。中共原本是放任恆大倒閉，堅決不救，借恆大來試驗一下中共遭受經濟衰退的壓力測試，也順便將中國的債務危機輸出，效法2008年美國任由雷曼兄弟債券倒閉，奈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出聲要中共救恆大，不能向世界輸出中國的債務危機，於是中共一聲令下，有限公司變無限公司。
習近平不惜違反有限公司的原則，布林肯講一句不容恆大債息違約，習近平就包攬了恆大的國際支付；拜登在11月16日講一句，中國必須釋出石油儲備來平抑油價，中國翌日就準備拍賣，這兩件事可以見到中共不能脫離全球貿易秩序和金融秩序來生存，所謂鎖國只是國安式防疫象徵式做的。香港也是一樣，摩根大通的總裁11月15日要來香港視察業務，港府絕不敢依照防疫條例扣押他二十一日檢疫。
習近平可以欺負日本的軟銀，用他管轄的「網絡信息辦公室（網信辦）」來肆意批評騰訊、阿里巴巴和滴滴出行，令網絡巨企的股價下挫，令阿里巴巴、拼多多、京東三大電商巨頭在年初至6月損失3萬億美元，幾乎是中國GDP的18%，日本軟銀的創辦人孫正義二十多年投資中國網絡企業的利潤，化為泡影，單單是阿里巴巴就令孫正義損失35億美元。這是習近平版本的「殺人三千，自損一萬」（正常是「殺人一萬，自損三千」）。然而，習近平遇到美國就投降了。恆大是有限公司，但在美國退休金等機構投資者的期望之中，他們投資恆大和其他中國私人企業的股票和債券，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中資巨企有國家包底，不會倒閉或違約，於是傾囊投資，而且獲得巨利，一旦習近平想斬纜，任由恆大倒閉，美國國務卿就出頭了，要中共負擔責任。於是，恆大老闆許家印變賣股票、樓房、汽車公司（恆大房車寶），在11月17日合共向公司注入70億元人民幣，連私藏的藝術品都要抵押賣出來支付債息。
美國要中國自己背負垃圾債券，不能輸出國外
聯邦儲備局（Federal Reserve System，FED）警告，中國房地產市場面臨壓力，恐對美國金融系統造成風險。聯儲局11月8日在半年一度的「金融穩定報告」（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指出，鑑於中國經濟金融系統規模以及跟各國的連繫，預測中國面臨金融壓力，恐降低投資者意欲，進而縮緊全球金融市場，從而影響美國。報告稱，在這樣的環境下，對於槓桿機構祭出監管措施，恐對債台高築的企業造成壓力，尤其是房地產，近來爆發債務危機的恒大集團就是一例。中國高收益債券大部分由地產商發行。《華爾街日報》11月8日報導，恒大集團今夏爆發的信用危機，已蔓延至多家內房企業，9月初迄今已有至少四家同業的美元債違約。佳兆業集團11月初宣布未如期兌付一項理財商品，該公司及三家子公司的香港掛牌股票隔天隨即暫停交易，恐重演恒大債務危機。追蹤中國垃圾債的「ICE美銀指數」，11月5日殖利率（dividend yield，殖利率飛漲暗示違約風險極高）突破25%、為2009年3月以來首見，逼近全球爆發金融海嘯時的最高峰，週一又跳升至26.6%。高盛估計，中國垃圾債發行商目前還有1,970億美元的未償美元債務。加計債息後，「ICE美銀指數」年初迄今總報酬為-28%，是2008年以來最糟。
美國為了自保，看來會用中美貿易關稅威脅、美國帶頭抵制2022冬奧問題、美國促成台灣主權實然化和能源危機和氣候協定的碳排放懲罰等手段，威逼中共吞回地產垃圾債券的惡果。
中共首次面臨全球衰退，死在制度落後於形勢
經濟大蕭條是考驗一國的資本主義管治能力的。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大蕭條之中，德國、日本和中國都過不了關，但美國過關了（儘管是靠主導二次世界大戰來過關）。美國在2020年3月由特朗普政府佈置的2020/21年疫情式經濟衰退，帶來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從未面對過的全球衰退危機，而這種危機，是中共曾經預備過的，但被習近平一手摧毀了。
資本主義就是實現產權交易的自由，令到產權落在最可增值的人的手上。其中必須要有limited liability（有限責任）才可以交易產權，國家投入資本主義，也必須將國家的可以捉摸的部分（tangible part，即是政府）變成limited liability。國家的其他不可捉摸的部分（intangible part），如建國神話、宗教、文藝、美術、浪漫等，變成產生desire的來源，變成源源不絕地提供需求（demand）的來源。投入金融資本主義，有頗多先設條件，目的都是為了令政府脫身：
一、獨立的法治和悠久的司法傳統：不是說法治可靠，而是司法判斷在制度上要脫離政府。令政府脫身。悠久的司法傳統，可以令法官及訴訟者引述悠久的釋法和案例來為自己的獨斷脫身。
二、政黨輪替的民主制度：令執政黨可以代理不同的國民經濟學思想和財團對民眾的利益，在衰退的時候輪替，換人上來對付之前的制度食利者。目的是令引起衰退的政府元首和執政黨可以脫身。美國共和黨總統特朗普換上民主黨總統拜登，恰好遇上經濟衰退，這是巧妙的制度安排。
三、同類形的國家結盟：將繁榮和衰退互相分擔，也製造繁榮和衰退起始點和總結的不同時間點，攤分了財富和痛苦，令一國的政府脫身。例如2008年9月的雷曼債券危機倒閉，令到大量買入高息債券的冰島政府破產，之後被逼接受IMF貸款及加入歐盟。
當然，政府輪替和國家脫身之後，不會輪替也不必脫身的是大財團，所謂深層政府。現在的美國網絡巨企（如社交媒體和阿瑪遜網購）甚至代理了部分國家在市場的調節和執法功能，力可敵國。政黨的輪替是令到這些財團在輪替期間的政策轉換吃盡繁榮期和衰落期的利益。繁榮期是巨企的新產業獲大利，中小企獲小利；衰落期是巨企吞併周轉不靈的中小企獲大利。
習近平準確地犯下了經濟上的瀰天大錯
習近平在上述三者都是開倒車。他用個人獨裁取代集體領導，破壞了第一項。他在香港倒退民主選舉，令美國對中共死了心，破壞了第二項。他得罪了原本的貿易盟友（如澳洲），結盟的都是一帶一路的烏合之眾，無法分擔經濟危機，反而對中國倒戈相向。
習近平最錯的，是殺下了培養了二十幾年的中國網絡巨企，令到中國在衰退期間本來可以給大財團做壟斷整合和產業轉型的機會沒有了，也令到投資在這些巨企的日本和美國機構投資者對於中國經濟可以利益均霑的期望落空了。這不單是喪失外來投資這麼簡單，而是喪失了資本主義榮衰週期的分擔對象啊。
中國在習近平大權獨攬而又死不認錯而且錯完又錯的三大難之下，中國的繁榮有美國和列強分攤，中國的衰退，美國和列強可以脫身甚至產業鏈「脫鉤中國」而得利。歸根到底，是習近平破壞了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期間定下的祖宗三大法：黨內集體領導和輪班退休、外交上低調、向美國和好。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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