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陳雲：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今日錄影《本土論壇》，與台長談到「我是中國人」的問題。這真是個問題來的！以前我們只說說華人、唐人，中國人以國族身份出現，是由於辛亥革命的宣傳、抗日戰爭的宣傳，是對抗暴政（滿清及日本軍政府）用的抗爭身份。抗爭成功之後，中國人的國族定義就好模糊，原因是中國人只是漢族，不包括四夷（漢族周邊的其他民族，如蒙古、吐蕃、維吾爾等）。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之後，用詞典定義，說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令我們有了顧忌。為了中港區隔、華夷之別（香港是華、大陸是夷），我在《香港城邦論II》改用華夏之名，放棄中國、中華之名。王朝時代，也稱中國。例如朱元璋驅逐蒙古，統一中國，當時的中國之名，是文明居天下之中、萬邦來朝、恩德流布四夷之意，現在的中國大陸，國民道德淪喪，雞飛狗走，崇洋媚外，顯然不是古語的中國。故此，香港人、台灣人說「我不是中國人」，大條道理。到華夏邦聯成立，中原文教鼎盛，恩德流布四夷的時候，我們才恢復「中國」的名譽吧。

Source: 陳雲
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10152409133322225

香港本土人將會成為戰俘

中共的超限戰勝利之後，香港本土人將會當作戰俘一般地對待。男的會隨時被大陸人當街毆打致死，女的隨時被當街擄走強姦，警察不會理會。幾年之後，香港的本土女人將會全部懷孕，被逼誕下大陸人的子女。香港滅族。這些曾經在蒙古大軍消滅南宋的時候發生，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共解放區發生、在蘇聯軍隊佔領的東德地區發生，也曾經在近年的南斯拉夫發生。當年我在德國，目睹南斯拉夫的新聞，波斯尼亞的婦女全部被敵軍和流氓強姦而懷孕，一群村莊的少女全部頂着大肚子在呆立，整個族群的血統被毀壞，家庭帶着孽種的恥辱生活下去。Take my word for it. Goodnight, Hong Kong.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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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拿走了香港的市議會？

深水埗桂林夜市現場，警方與食環署採取行動，正拘捕在場準備擺賣的小販 。（MICHAEL MO 攝）

由新年夜市說起

年初一、二，香港各區夜市興旺，讓香港人重拾嘉年華式掃街的樂趣，當大家掃街掃得大呼過癮的時候，部份人不免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香港不能有一個更靈活的小販政策？年初三傍晚，正當我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FB上已經出現大批食環署人員出動掃蕩深水埗夜市的畫面。看著那畫面，又想起1999年特區政府消滅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的不光彩歷史。

香港曾經有過「市政」這個概念。自從兩個市政局被殺之後，香港就沒有了「市政」，只有官僚化的城市管理；沒有了民選市議會去討論及決定市政政策，現在只有AO主導的食環和康文兩個部門──食環所屬的政策局是食物及衛生局，康文的政策局是民政事務局。兩者的政策出發點都不是為香港發展什麼市政，而是行政上及派資源的方便。

如果有民選市政局

我不是說有了民選的市政局，就會有夜市。事實上，在80-90年代，熟食小販曾經帶來了不少市容和衛生問題，那時候市政局討論出來的小販政策都是愈來愈收緊的（可參考《沒有小販的都市》一書），不再像60-70年代般隻眼開隻眼閉。當時的政策，大致上是要把香港的城市愈來愈管理得井然有序，那包括全面取締無牌小販和各區的大笪地（夜市）、讓持有流動牌的小販慢慢流失、把露天街市的小販搬進街市大樓等等。

上述的政策有其社會背景──70-90年代是香港急速現代化的年代，各方面的城市管理也從粗放式管理變為精密管理，最明顯的例子是大型鐵路運輸配合新市鎮發展，令市民生活處處由政府及大財團安排管理，那時候的香港人覺得這才是先進，取締小販和市集的政策也是在這種思維下出現，可說是有其民意基礎。

80-90年代市政局有如此的政策，看似跟現時官僚化的食環官僚政策沒有大分別，但實際上兩個民選看市政局比起政策局主導食環康文政策有更多優點。首先，市政局會議有會議紀錄可以翻查，現在的政策局的會議紀錄不是你們可以看的，當社會對個別政策的民意有變的時候，民選的市政局議員需要回應或改變投票取向。而最重要的是，每次兩個市政局選舉時，候選人需要從區域性的層面向選民交待與市政有關的政綱，而不是像現在的區議員，看到的只是自己選區那幾條街，令市政政策有完善的可能性。

市政局標誌，另外區域市政局的標誌是綠色的洋紫荊葉圖案

1979年的市政局紋章

1995市政局比2012立法會更民主

殺局的時候，董氏政府辯稱會加強區議會涉及市政範圍的權力，也說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已經有同樣的能力。結果呢，區議會權力沒有提高，而且分開十八個區討論市政事務，一來看到的只是十幾條街範圍的事，而且那些沒有實權的區議員，根本就不是食環康文的官僚的對手。至於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也不是像兩個市政局一般是決策機構，最多只能夠要求官僚解畫，沒有改變政策的權力。

兩個市政局被殺的時候，其直選程度其實比立法會更高──1995年的市政局由32席直選和9席區議會代表組成，換句話說是1995年的市政局已經遠比2012年的立法會更接近普選，是名符其實的香港市議會。現在兩個市政局已經不存在，向市民問責的市政政策也不存在。 如果民選市政局還在，以今時今日香港社會的公民意識和對民間經濟的包容程度，理應會有一套更進步的市政政策，那可能包括對小販、夜市、墟市、大排檔有更靈活的處理。

這不叫殖民叫什麼？

消滅市政局，實際上是北京消滅香港民主選舉制度和陰乾泛民第二梯隊的陽謀，要跟這個陽謀陪葬的，就是香港市民主導市政的權利。從今時今日的角度看，殺局而不會招致十萬人包圍政府是難以想像的。可是，1999年時香港還是一個完全沒有反抗意識的前殖民地，那時候遊行有三幾千人已經算是大規模，當年泛民在立法會裡投了反對票、發言時表達不滿便完事，至於將要被殺的市政局呢，在轄下公園拉橫額宣傳民調結果支持保留，僅此而已 。

只恨當年香港人保衛市議會不力，香港失去了市政，剩下的只有官僚化的城市管理。在問為什麼我們不能有夜市的同時，大家可曾記得我們廿年前曾經擁有比現在立法會更民主的市議會？這不叫倒退叫什麼？這不叫殖民叫什麼？

Source: 庫斯克
https://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2/03/62111

皇與王

英文的「國家」一詞，有Country、Nation、State。

香港可以是一個Country，出入境填表，Country of Birth，填寫「香港」，一點問題也沒有。

但是香港做過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到底是「英女王」還是「英女皇」，卻一直弄不清。問問學校的通識教師，兩者有何分別，不知有幾個知曉。

「英女王」是對的，「英女皇」錯。君主立憲制，元首叫做King，King是王，Emperor才是皇。

為何有此誤譯？中國文化傳統，秦始皇之前的春秋戰國，許多小國交戰，小國的元首：越王勾踐、吳王夫差，還有趙武靈王、楚懷王，都是King，不是皇帝，而是「大王」。

但是，自從秦始皇武力統一中國，中國人的意識，「皇帝」取代了「大王」。「皇帝」是家天下的一統江山，而「大王」或者「君王」，像洪水之前的阿蘭蒂斯，屬於記憶上一輪迴的湮事。

英女王維多利亞得香港之際，正逢道光皇帝。清政府與英廷的往還文書，對於女王的地位職稱，有時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英吉利大皇帝、英吉利女王，還是大女皇？

其中有君主立憲與帝皇專制之差，亦有女人登基不靠男權之別，一下子連清政府也糊塗起來。後來的慈禧太后，叫Empress Dowager，但是，英國的王太后，卻很謙卑，只叫做The Queen Mother，女王母親。

到這一層，距離更拉大了。今天，許多廣東人還改不了口：「查理斯不肯做皇帝喎，看來是威廉王子繼位了。」聽來礙耳，差不多先生，思想不夠縝密之故。

這是許多人的盲點：人家的王，不同你的帝皇，所以蘇格蘭獨立，公投解決，不靠出兵討伐。到今天，許多中國父母將子女送英國寄宿學校，付出天價學費，沒有用的，有一些簡單的常識，由洋務運動以來，一個民族，不知交了幾代學費，還是不明白。

Source: 陶傑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columnist/daily/article/20131202/18532259

反對雙非人來港，同甘浩望神父吵起來

一年半前，網台的電話訪問之中，我反對雙非人來港，同甘浩望神父吵起來。我一直都聽他講的，沒有駁斥也沒有懊惱，直至甘神父說：香港人口老化，需要BB。之後我才與他吵起來，吵了幾分鐘，我向網台的節目主持人說，我終止對話了。屬靈的與屬世的，我分得好清楚。因此，只要左翼用宗教的理由來講香港應該無限量接納中國殖民，我是不會駁斥的。

Source: 陳雲

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10151928356422225

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10158640057237225

香港政治鬥爭的藍海與長尾

今早有些閒情，同大家講政治與商業策略——香港政治鬥爭的藍海與長尾。Blue Ocean就是未開發或久未使用的方法。Long tail是由本身衍生的關連業務，擴大市場佔領。

1. 香港政治鬥爭的藍海，是成立本土勢力，採用的基礎是香港人的本土意識，戰術是勇武社運。這是一片未曾開發的藍海，有志在香港政壇爭鋒者，必須捷足先登，識時務者為俊傑。目前領先的是毓民。

2. 香港政治鬥爭的長尾巴，是既有的政黨，從過去的意識形態（普世價值之類），衍生現實政治的新翼，或衍生勇武鬥爭的新翼，這樣就可以擴大政治市場佔領。目前蘭花系就是勇武鬥爭的新翼，然而現實政治的新翼，依然欠奉。

以上引自陳雲新書的第五章。此章講述香港的政黨轉型。

PS: 本土戰術，傾囊相授。
PS: 此戰術採自立體戰爭的理論。並非來自商業，我用商業理論來解釋，是令大家容易明白。
PS: 毓民一系的政治勢力，雖然目前勢弱，但走對了路：普羅政治學苑+熱血公民+蘭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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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談香港政黨的長尾（long tail）發展與民主黨的窮途末路。

九七之後，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小黨可以在某些選區或階級出線，民主黨也發展了長尾，就是：民主黨+公民黨+職工盟+街工+工黨，外加游離的左翼政團、工會政團（如教協）、婦女政團、教會政團和青少年政團（如學民思潮）。然而，民主黨的長尾，全部延續其和理非非及離地中產理念，毫無理論或行動更新，毫無現實政治取向、工人階級低下階層取向，行動上更無勇武社運取向。香港政局危機重重，民主黨坐擁巨大資源，卻只是對比例代表制有所反應，只識得全力成為選舉機器，而對本土意識及本土利益之訴求毫無反應。故此，可以判斷，民主黨是尸居餘氣，日落西山的夕陽政黨，一旦香港普選，政黨有機會形成執政內閣，現實政治、街頭鬥爭、勇武行動只會更多而不會更少，屆時民主派收檔執笠，指日可待。故此，民主派必會出盡全力，奪取香港人的民意授權，向中共投降，破壞香港的普選進程。這就是我的政治判斷。我不是未卜先知，而是我熟悉歷史走勢分析及政治理論。

PS: 這是民主黨的蓋棺論定。民主黨只是識得佔盡比例代表制的便宜，成為選舉機器。民主黨是對香港政治危機毫無反應，對香港執政責任毫無承擔的政黨。
PS: 土共的轉型，除了搞文革之外，也是香港邁向普選鬥爭的徵兆。

Source: 陳雲
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1015178183520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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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王者或貴族，才會憐憫一個國家

只有王者或貴族，才會憐憫一個國家，例如中國。香港沒欠中國什麼，中國欠香港的，我們也不應計較，但請不要說，香港人因為日子過得好，就要對中國負疚，對中國有責任，甚至要贖罪。香港人沒有這個義務。至於我自己，我是憐憫中國的，救了香港之後，我是要救中國的，不是因為我有什麼義務，而是因為我是王者。儒家說的，以王道拯救天下。

#如果你自問沒有王者的德行和器量，就不要理會中國了。在香港，好多主張支援大陸人民主救中國的人，是出於恐懼、怯懦或僥倖之心，而不是出自王者的器量和德行。故此這些人首鼠兩端，行為幼稚而虛偽。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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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商場領匯化與兩鐵合併︰香港政黨議政和公共輿論的災難

公屋商場領匯化與兩鐵合併（地鐵及九廣鐵路），都是香港政黨議政和公共輿論的災難。我今日搭火車返沙田，見到領匯在火車賣廣告——鐵路沿線都有領匯商場（沙田瀝源邨、上水彩園邨……），悲從中來。英國在戴卓爾夫人主政時期的公共資產私有化，是規定要私有化的公共資產是必須分拆處理的（privatization with segregation），以免形成寡頭壟斷。因為國營企業都是合理地由政府壟斷的，私有化之後，必須分拆，否則就是壟斷和剝削，這是公共行政的常識。然而，九廣鐵路私有化之後，竟然是與地鐵公司合併，業務與地產儲備合二為一。領匯更是離譜，所有公屋商場竟然由一家領匯公司壟斷，其情況比起所有私人商場都由新鴻基或長實持有，更為恐怖，原因是公屋商場與與公屋設計捆綁一起的一個整體，公屋居民沒得選擇。

當初兩鐵合併、公屋領匯化，你們聽過輿論或政黨講過這些公共行政常識嗎？現在各位捱貴車票、捱貴商舖地租，這麼多年了，你們有在報紙上讀過上述的分析嗎？沒有吧。全香港，只有我陳雲告訴你這些通行的常識。各位，夠悲哀了吧？

#我在《信報》抨擊過兩鐵合併和公屋領匯化，換來的是《信報》網上論壇的瘋狂攻擊。這是我隨後在《信報》被撤去專欄的遠因

#你們不要當我是先知，不要當我是國師。我只是老老實實將常識告訴你們的一個香港學者。而我這樣做，已經足以招致殺身毀家之禍！

#如果我今日不是在火車上讀到這個混帳廣告，我不會發這麼大脾氣。你們現在知道，香港是怎麼一個恐怖的地方吧？

Source: 陳雲
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1015157345659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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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一早判斷，戴耀廷和民主派的佔領中環行動，是一場禍港殃民的鬧劇（farce）？

為何我一早判斷，戴耀廷和民主派的佔領中環行動，是一場禍港殃民的鬧劇（farce）？因為我是熟讀馬克思的老左翼。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年發表）說，「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近代中國出現過兩次革命，辛亥革命和共產黨革命，兩次都是失敗的，都不能為華夏締造共和。然而，兩次都是有思想準備和群眾動員的暴烈流血革命，要承繼這些革命，是極其困難的。第三次華夏的革命，必須採取東歐的布拉格之春及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的方式，即是不合作的公民抗爭運動及民眾暴力威懾的雙結合的行動，才有可能成功。這是非常講究思想整理、群眾動員與海外聲援的行動。放在香港，這種行動，只有在本土政治成熟、相當數量的民眾覺醒之後才可以發動。目前，香港的民主派與社運人，只是美帝國主義在香港的政治代辦，他們根本不想本土政治成熟起來，也沒有政治意志去做任何革命。寄望他們為香港爭取民主，是痴心妄想。他們只能在香港發動一次次賣港賣國的政治鬧劇，令往後的革命障礙和革命成本，愈來愈高。

Source: 陳雲

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1015144984972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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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淪亡，中共陪葬

香港淪亡，中共陪葬。如何突破中共的治安論？如何攻破中共以刑事罪名對付示威者？好簡單，就是不怕。不怕敵方抹黑，就怕敵方抹得不夠黑。不怕香港亂，最怕香港不夠亂。

中共看穿了香港中產怕死之心，保存香港之心，但對於中共這種流氓政權，只要有與敵同死之心，他們便會忌你三分。比起香港人，中共更加需要一個治安良好的香港，以便維持跨境金融剝削，一旦中共不能跨境剝削（上市融資、發行新股、賣債券...），中共被會給債務危機拖死。

中共是歹毒但愚笨的政權（歹毒的人，豈能不愚笨呢？）。它用治安論來統治香港，正正就是示人以弱——中共最怕香港治安大亂。只要你不怕死，莫說是中共，閻羅王都怕了你。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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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導變種，居心何在？正確認識病毒的「基因重組」

各國地區傳來新H1N1甲型流感病毒死亡個案，變種消息言以鑿鑿，雖然世界衛生組織認為變異只是極少數，毋須響起新警報。但也有專家認為新H1N1甲型流感病毒變種是個災難，最近又有內地狗隻染上新流感，市民一時間感到人心惶惶，「洗牌效應」究竟是災難的前奏？還是純屬必然？

　　香港部分傳媒動輒便大字標題宣揚流感病毒「變種」，好像大難當前，這全拜壟斷輿論的「靠嚇專家」不斷「洗腦」所賜。

　　事實上，新H1N1甲型流感病毒（下稱新流感病毒）冒起八個月以來，不僅沒有轉惡，且在其發源地美國，新流感第二波出現至今，仍不及第一波嚴峻，並可能「提早」紓緩。「靠嚇專家」的「病毒在第二波變種轉惡」預測並沒有應驗；因為，流感是不受人類主觀意志控制的自然現象，而非大教授的「應聲蟲」。

千人死亡與變種

　　可是，死心不息的「靠嚇專家」繼續炒作挪威三例、法國兩例、英國五例病毒變種，更謂近期出現的一周內全球一千人新流感病死，以及變種病毒報告愈來愈多，反映情況嚴峻。

　　說穿了，這亦不過是「靠嚇專家」選擇性演繹數字的慣技。無論新流感有否出現，流感每年皆殺人無數。世界衛生組織透露，全球每年有二十五萬至五十萬人死於普通季節性流感，即平均每周五千至一萬人。但新流感冒起至今，世衛知悉的死亡病例合共只有八千多，人數遠低於普通流感，情況難稱「嚴峻」。

　　為免「靠嚇專家」得逞，我們必須正確認識「變種」、「洗牌」這些嚇人詞彙，從而作出適切防禦。

病毒為生存而洗牌

　　「不同」的流感病毒若「同時」感染一個人或動物，這些不同的病毒便有機會在人或動物體內互相交換遺傳基因，導致新基因組合的流感病毒誕生。這過程叫「基因重組」，坊間稱為「洗牌效應」。

　　病毒「基因重組」的效應是甚麼？

　　是生存。

　　試想某型號的流感病毒流傳已久，大部分人類都曾受一次或多次感染，免疫力愈來愈強，這型號病毒便難於繼續傳播，因而步向滅亡。故病毒有變的需要，變出大部分人類皆沒免疫力的新基因組合病毒，才能繼續傳播、繼續生存。「洗牌」便是變的其中一種模式。

　　很不幸，自1997年H5N1禽流感首次襲港以來，「洗牌效應」便被錯誤渲染為「兇惡病毒之源」，甚至足以威脅人類存亡。不錯，「洗牌」確有機會「洗」出兇惡病毒來，但「兇惡」根本不是病毒的生存優勢。

高傳播　低殺傷力

　　病毒能否廣泛傳播，須視乎其適應環境的能力。兇惡的病毒，感染人類後使人類迅速死亡，結果是「玉石俱焚」，人類固然生存不了，而病毒在殺人之後，亦隨着喪失賴以維生的人類宿主而自取滅亡。置人於重病的新病毒亦沒有生存優勢，因為人一旦病重，活動範圍自然大減，把病毒傳開的機會亦大降。

　　因此，最具生存優勢的流感病毒必須同時具傳播力強、但殺傷力低兩種特性。換言之，就是極容易在人類之間傳播，但人類感染後死亡率及重病率都不高。新流感病毒便明顯具備這兩項特性，故冒起八個月便能席捲全球。

洗牌不等同變惡

　　新流感病毒屢被發現由人傳豬，近日更由人傳貓、傳狗，這可視作其對不同物種亦具極強適應能力，而非毒性加強的表現。事實上，豬、貓和狗在感染後未見大量死亡，足證病毒沒有轉惡。渲染其他物種受感染等同病毒「洗牌」轉惡機會增加的說法，與事實不符。兇惡病毒縱使出現，亦可能由於生存優勢較低，在適者生存規律下被其他病毒比下去，難於廣泛傳播。

自然現象

　　社會宜糾正對「洗牌效應」的理解，勿信口雌黃。

　　正確的認識是：「洗牌效應」屬於幾乎可日日發生的自然現象，效應是病毒生存，而非其宿主人類或其他物種滅亡。

Source: 勞永樂（《醫．藥．人》 第 103 期）

http://www.3phk.com/v5article.asp?id=2117

法治的四個層次

林瑞麟局長說若香港法治受損，他不再做局長。現在他仍是局長。梁愛詩司長多次強調特區政府尊重法治，但香港也有法律界人士說香港法治已死。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分歧呢？在最近有關補選行政長官任期的爭議中，特區政府採用了中國法律的理解方法改變了立場，而很大可能人大常委會再次釋法。香港法治是否受損亦是今次爭議的焦點。

要明白香港法治是否真的受到威脅，我們就得先明白法治的四個層次。

法治第一個層次是「有法可依」。要有法治就必須先有法律。香港法律源自英國普通法，所以大體法律是完備的。中國經過文革時期的無法無天，在1979年開始法制現代化建設。經過20多年努力，大致上也達到「有法可依」的階段。

高一個層次的法治是「有法必依」。不單要有法律，而且法律是執政者的主要管治工具，以法律來達到管治的目標。香港自70年代設立廉政公署，清除了政府的腐敗貪污，政府官員「有法必依」的法治傳統得以逐步建立。中國在79年後已在這方面開展大量工作，但離完全消除政府官員腐敗貪污仍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更高的第三個層次，是「以法限權」。法律已不單是執政者的管治工具，它反過來要規限執政者的權力。基於權力會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所以要以法律來限制掌權者，避免出現濫用權力的情。公眾亦可根據法律的條文清楚知道政府權力的界線和自己的法律權利；並可依據法律計劃自己的行為以避免觸犯法律。

但要達到「以法限權」，法律條文的意思必須是相對上清晰的，亦不可把任意的權力賦與政府官員。若條文的文字意思是清楚的，那就當依據條文的文字意思來理解，不然無論是政府官員或公眾都無所適從，也會製造機會讓官員以各種藉口濫權或基於政治考慮超越法律定下的界線。此外，若公眾認為政府違法，可以向獨立的司法機構提出申訴，由法院經過公開的聆訊及訴訟雙方陳述論據後，作出公正和不涉及政治利益的裁決。

以法達義 最高層次

現在我們爭議香港法治問題，其實是大家在說不同層次的法治。特區政府說的只是「有法必依」。明確的條文意思可以被一些從天而降的立法原意推翻，公眾再不能相信自己理解法律條文的一般常識。人大常委是一個非司法性的政治組織，但卻有權對法律條文作出最權威和最終的解釋，且是不經公開的聆訊及爭議雙方陳述論據就作出的。它更很容易會以現實的政治需要來解釋法律，把法律條文的意思隨意扭曲。

這與「以法限權」的要求相差甚遠。這也是為什麼香港有些人認為香港法治正受到嚴重威脅的原因，因他們是以「以法限權」這層次的法治來為香港的法治定標準。

平心而論，在不涉及中央政府政治考慮的問題上，特區政府在「以法限權」這層次上還是可以的。問題只是一旦觸及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就降低了對法治的要求。至於中國憲法所說的「以法治國」，其實只能達到「有法必依」的層次，遠還未達「以法限權」的要求。

法治最高的層次是「以法達義」。「義」是指社會公義。這包括三方面。一，人們的基本人權如言論、結社、集會等自由得到保障；二，市民享有選舉代表他們管治社會的政府官員的政治權利；三，社會弱勢社群能享有最起碼的社會資源。在這「以法達義」的層次，即使香港也只是在第一方面做得較為理想。在第二及第三方面，香港離理想還遠。若中國連「以法限權」還未達到，我想我們也不用說中國在這層次能達到多少了。

香港人要思索：我們要的是一個什麼層次的法治？我們是否只滿足於「有法必依」？即使面對中央政府的政治考慮，我們是否要求我們的特區政府仍要堅持「以法限權」？香港是否仍要繼續發展以臻「以法達義」的法治最高境界？

Source: 戴耀庭
http://www.inmediahk.net/node/24005

一國兩制是否貫徹 彭督16項準則衡量

十六項衡量香港未來成功的指標︰

1. 香港公務員隊伍及主要官員是否得市民信任？

2. 能否獨立地制訂財政預算？

3. 金管局能否不受干預地管理外匯基金？

4. 香港在國際經濟組織中可否有真正自主？

5. 立法會可否獨立立法，免受北京干預？

6. 法院是否繼續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運作？

7. 廉政公署能否打擊涉及中國利益的貪污？

8. 在執法方面能否維持現有的國際聯絡網？

9. 人民入境事務處可否繼續實施獨立過境管制？

10. 新聞自由可否繼續？能否不受約束地報道中國消息、以及會引起中國強烈反應的消息？

11. 集會自由會否受到新約制？

12. 駐港外國記者和傳媒可否繼續自由採訪？

13. 以和平方式發表政治意見會否被迫害？

14. 是否繼續以公平公開的選舉選出立法會議員？

15. 民主派人士會否被擯諸立法會外，受排斥？

16. 行政長官能否真正行使自主權？

Source: 蘋果日報

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1206/AI6JH5MVUNC35KQJ6T2RFWJA3Q/

https://lihkg.com/thread/2314251/page/1

https://www.facebook.com/116918276356673/posts/415991536449344/

六月四日，你為何哭泣？

中國的人，跟世界上未經理性主義洗禮的民族一樣，無事之時在笑，出事之後在哭，但卻不會在多事之秋多作思考，掃清迷霧，為日後的行動奠下堅實的理性和信心基礎，不致無事之時一盤散沙，出事之後手忙腳亂，事過境遷便忘記教訓，嘻嘻哈哈。

六月七日罷工罷市罷課於無聲無息中失散，香港政壇團結一致支持民運的假象破滅了，先前慣見的政治結構依然恢復——「民主派」（以「民促會」為首）尷尬地獨擎自己都不大了解的旗幟；工商派呼籲冷靜（正確的字眼應是「冷漠」），重彈安定繁榮的舊調，好讓他們「以時間換取空間」，在九七末日之前打點資產全身而退；勇氣可嘉的左派人士重提「做好基本法」，尊重中英聯合聲明，要市民伸出手來，跟北京的血手握手言和，互不干涉。

文天祥說，時窮節乃見，信然！此時此際，最宜辨認忠奸。當然，六四屠城後廖瑤珠、張德健及其他人士仍主張「殺人有理」，其後見勢色不對，眾怒不可犯，便匆匆改口，這些人便是連被判忠奸也無資格的「陰陽人」了。六四大屠殺在北京，在香港都是一面照妖鏡。

最可憐的還是香港的群眾，一貫享有政治特權，在中英夾縫間左右逢源、撈盡油水，忽然竟要我們表態，我們不惹政治，政治卻惹上頭來。民主嘉年華、民主百萬行、民主賬災義演之後，我們忽然無事可做，於是任由經理人們各自奔走——工商界到英倫討回英籍護照、民主派建碑立像紀念民主 、左派高唱「基本法照住，你同我定！」

這次事件在香港人當中最可敬的是新聞記者和千方百計突破大陸新聞封鎖的一群FAX勇士，他們見證史實，散播民主革命種子，功不可沒。當然，現在大陸海關和密警檢查嚴格，新聞已很難打入內地，但我相信依然有不少地下勇士在內地奮戰，甚至被捕，身陷冤獄。對於這些勇士，我除了致崇高敬意，還自愧不如。想不到香港竟有人，叫人不要這麼愚蠢，以身試法，入了大陸要尊重內地法律云云。試問北京政府反憲法、反人民，成為偽政權，其法律已無權威可言，只有淫威。要反抗淫威，或在淫威下忍辱偷生，純是個人抉擇問題，至於入虎穴的地下勇士，根本置生死於度外，你叫人家「珍惜生命」根本愚昩無知。當然，話得說回來，任何在香港做民主工作的人，都應有思想準備——我現在正在幹著推翻法西斯的革命，革命失敗可能賠上性命，不容半點含糊；而且，在推動群眾運動時，亦應明示此意，這樣做儘管會削弱聲勢，不能再期望有百萬人參加，但卻會留下忠貞的民主勇士。搞政治運動不在人多，而在路線明確和堅持到底。烏合之眾式的群眾運動，成功不過是蒙蔽事實，失敗則徒增幻滅感。

六月五日香港有人呼籲經濟抵制大陸，擠提大陸註冊的中資銀行，罷買國貨等，當時有很多商家反對，並說這對中共無大影響。其實實質影響很大，可能令民賊李鵬惱羞成怒，下令中資撤走，甚至派解放軍來港，不過我們不用擔心，香港人不配給鎮壓的——當中共告誡香港人不要搞反革命基地，香港民眾立時噤若寒蟬，甚至有人再呼籲擠提的人要把錢存回去哩。

十多天後，商人見廣東無事，又北上做生意去了。無他，大陸工資賤，工人和天然資源在共幹的出賣下，任由剝削，商人只要行賄於官倒老爺，在商言商，自然有利可圖。我不認為外商再度入中國是壞事，外商可助長地方官僚投機倒把，架空中央集權，又可促成官民的貧富懸殊，令民怨沸騰，正好為日後的民主革命伏下殺機。

對於一般群眾，我不想提供什麼啟示，只是要求最基本的人格原則——思慮清楚自己的抉擇的政治身分，內外一致，言行如一地去實現它。抉擇好政治身分之後，做法有如下幾種︰

（一）做個勇敢中國人——政治上香港人是殖民地上的英國公民，因此叫自己做中國人便是一種理性抉擇，而不應作為天然的、血統決定的事。不要再寄望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了，北京敵偽政權已喪失憲政權威，一切信約均無原則意義，只有戰略意義罷了。基本法頂多可作為探聽偽政府心態的戰略工具，而不應相信，其實這也是港人一貫對基本法的看法。身為中國人，其豺狼當道，必要群起攻之，至於緩急輕重，當因革命戰略而異。

（二）負荊請罪、做狗奴才——幡然悔改，承認聽信少數人鼓動，自我批評，掃地出門，日後擁護基本法，一國兩制。具體作法，可向李鵬請示。總之，有機有辦法，冇錢基本法？

（三）移民海外，「寄人籬下」——做移民是選擇做一個自己喜歡的國家內的有尊嚴的國民，其實沒有「寄人籬下」這回事。在外國，人民在憲政形式下人人平等，至於在實質上中國人被人歧視，這是咎由自取。西方文化認為人是政治動物，只圖私利而不問政事，是卑鄙和不負國民責任的表現。因華人不積極投票，參議員無謂爭取華人選票，故華人的利益得不到政治反映。故此在移民之前要先培養政治意識，不能以做生意的態度參與政事，做生意客路越多越好，手段越靈活越好，但政治卻不能多重效忠、犠牲原則。入了加拿大籍又想回香港淘金，手持外國護照又要當炎黃子孫，這是對中國的欺騙、對入籍國的背叛！你倘若選擇成為海外華人，日後就只能以國際人道主義的立場關懷中國。

（四）討回英藉，留港觀風——六二年英國籍法和八一年的國籍法修訂案，令港人的英籍地位一貶再貶（屬土公民變為海外公民），連回英國旅遊也要申請入境簽證。現在香港人，不敢再做「反革命」了，要先取得英籍護照再算，民主派在罷工行動中受挫後，厚顏無恥的行政局首席議員又到英倫搖尾乞憐，游說英國議員，說港人即使取了護照也不多去英國，只是取政治保險而已。他們是用做生意的暗盤手法向人妥協，用經濟的手法幹政治，故必大敗而回。政治是要講原則，講對立的，你一步步地後退，人家（尤其是英國佬）便一步步踩上來。香港人原則上是追討六二年喪失的權利，而不是要乞憐於宗主國。倘若宗主國不給，我們便以實際行動抵鄅之。可惜我們所託非人，八一年立法局議員曾鼓掌歡迎國籍法，班人又要去爭取英籍去了。這是什麼政治人格呢？這班議員不過是怕香港人心惶惶，生意難做，令他們在香港的投資無法收拾罷了。所託非人，緣木求魚而已！

（五） 武裝思想，獨立自治——立即在香港推行民主改選，成立港人自治政府，向中國討價還價，爭取聯邦形式的自治州，倘中國不允，則向聯合國宣佈獨立。這是最有原則、最理想的道路，也是最艱險的道路，需要住民極高的思想認同與團結一致。

忽論如何，香港人是殖民地上的人，每個人都應在中國公民、英國公民、難民以至「香港自治聯邦」（不是自治區）之間選擇自己的政治身分。九七迫在眉睫，不容你再胡胡混混地過日子了。

在道德上，好和壞的標準是相對的，端賴不同道德社群的判準而定。政治亦然，但遊戲的原則就是，你不以多重身分而背叛所有人。 每個人都有權選擇做魔鬼或天使，但一般人私下選了魔鬼的身分，卻裝出天使臉孔要人給天使的待遇。在中國人當中，這種陰陽人為數最多。

六月四日，你為何哭泣？你以何種政治身分而哭泣？謹記托洛茨基的一句遺言︰「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

Source: 陳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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