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難做的移民決定，是香港人現在的移民決定。香港不是很壞，但凶險、殺機埋伏。外地不是很好，他們也衰退、也在玩弄防疫暴政，但起碼外地的防疫只是藉口做經濟大蕭條和人權大收緊，動機仍是純粹的grasping bio-power（生物權力奪取），不是香港那種借助防疫來做針對性的、俄羅斯輪盤式的恐怖拘捕和政治壓迫。移民外國，可以除去停留在香港的恐懼。
因恐懼而移民，是最痛苦的。而且等在前方的，不是九七前香港人移民美加澳紐的好生活、大宅園、工作容易找、朋友跟着來後院燒烤聚舊的花園住宅憧憬。現在走的香港人，是找到長久官署用地的國安署加強拘捕泛民35+的幕後庶務工作人員，英國給予庇護式的BNO 五年visa，加拿大給予開放式工作簽證三年居留（期間可以轉換僱主的開放式工作簽證，在三年時限內到達加拿大工作滿一年，便可合資格申請永久居留），美國隨便給予港人refugee status II的陰影下的移民。
移民有被逼和自願兩種，有團體和單獨兩種，也有介乎兩者之間的狀態。因被逼而決定是痛苦的，但在迷亂之中度過驚險時刻，過後精神比較輕鬆。被逼的移民，通常是團體移動的，因飢荒、戰亂或蠻族入侵、新政府成立/露出兇殘面目而懼怕清算迫害而移民，這種移民由於是團體性質的，有照應而無懼絕望，即使那些照應只是表面的，移民團體在逃亡期間欺詐和出賣同鄉的事常有，但那只是運氣不好，與自己無關。
香港人是去，還是留呢？很多人問我移民如何決定。也有泛民偽港獨的政敵支持者，見我——他們口中的國師陳雲，依然留在香港的大廳，而認為此地仍可以留下去，睇國師做頭啦，定D來啦，賺多一年錢先啦之類。
我是個依循系統理性原則來勸導民眾行動的文化人。幾十年來，我沒有改變我的系統理性原則。例如說，在香港從事社會運動，做什麼也可以，但你絕不可以挑戰中國對香港的宗主權——那是英國與中國簽訂的國際條約《中英聯合聲明》和美國為中國在香港行使主權而立的國內立法《香港政策法》所認定的，那些偽港獨、新泛民和他們的支持者黃絲，就是違背了我的勸誡，而要流亡海外，也令到留在香港的同胞受苦。你在玩港獨的時候，不單只是在挑戰中共，也在挑戰英國和美國與中共在香港的秩序安排。你以為港獨很簡單，比起陳雲的城邦論容易入屋、容易騙選票來上位做議員？你是對的。但你似乎沒有掌握到哲學上的theory（理論）和praxis（實踐）的真相：城邦論的praxis相當之簡單，中共願意修改《基本法》就可以做（刪除第五條的「五十年不變」，令一國兩制永續），不願意也不會處罰你；港獨的praxis相當的複雜，要打倒共產黨，更要打倒英美帝國主義在借助殖民香港來蠶食中國的佈局。你不懂得哲學，休想去搞革命或變革。毛澤東可以打敗國民黨，是因為他懂得馬克思哲學的praxis（實踐）。
這個已經鑄成大錯，我不多講了。現在，講移民的決定，用系統理性。
我用革命性的、殘酷理性的馬克思主義來談移民。首先，香港人的本質不是什麼神秘香港族群，香港人的本質，正如所有人的本質都是一樣，是社會關係的總和而已。當然，這些社會關係是有歷史性的，建立了很長時間。粘附在這些社會關係上的是我們的感情。
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文原文：Thesen über Feuerbach）寫過：
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一八四五年春天寫於布魯塞爾[1] （英文版：Feuerbach resolves the religious essence into the human essence. But the human essence is no abstraction inherent in each single individual. In its reality it is the ensemble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移民，是社會關係的遷移，離開原生地、根據地的社會關係，而要在外地建立新的或者恢復某程度上的舊的社會關係。就是說，你在外地如果可以找到安身的社會關係——工作、社區、新知舊雨（新朋友+舊親友+香港同鄉的混合體），有了這個可能性或者大致可以實現這個憧憬，就可以移民。
我們以為移民是離開一個地方，其實不是，我們是離開捆綁在那個地方的一切社會關係，試圖在外地複製或重新構建！移民是自身總體社會關係的「大重設」！
以這種理論架構來看，我們發現它可以解釋香港人移民常見現象：
一、以年齡來看：少年人、老年人移民是簡單的。少年人沒有建立牢固的人情關係，容易在外地重新建立。老年人的社會關係因為親友喪亡和自身活動能力降低而減少，故此離開香港不會損失什麼，在外地只要建立一點點社區熟悉和人情味就可以過其餘下的日子。中年人移民最困難！因為社會關係建立了，而且practise得純熟，一旦離開香港，在外地難以建立。
二、以財富和階級地位來看：窮人容易決定移民，富豪也容易決定移民，中產最難決定。窮人在香港的財富換不了什麼社會關係，富豪的巨富在外地可以隨時建立豐富社會關係。只有靠知識和技術的中產，比較難決定在外地是否可以換取類似的社會關係，因為知識和技術很多都是在地的（locally bound），去到外地轉換的時候，一般會貶值。
以上述的系統理性分析來看，什麼時候可以決定移民：
一、香港的社會關係變壞的速度/程度加快：經濟衰退、內部的高消費變弱而不能支撐你的業務或就業；或國安法的執行開始從泛民港獨蔓延到一般的言論自由、行動自由和業務自由；或政府借助防疫來危害商業業務和內部消費。國安公署有了長久辦事處，這是個指標，但正如我昨日的短片說的，沒有東西在政治上是長久的，都是配合現實需要而已。防疫方面，這是香港人共業，自己害自己，反而不關共產黨的事，但防疫也是不能持久的，因為外國遲早會解除防疫。
二、外地的社會關係變好：例如外地經濟開始局部在某些領域復甦，好似台灣的科技業務因為decoupling China 和美國支持而令內部經濟復興。又例如英國開始有不錯的港人社區出現，有足夠的內部消費和服務可以支撐你的社會關係建立。因為現在移民的都帶有一兩千萬的資產去外地，而且香港本土認同比較強，有內部消費能力的。
三、一個折衷的辦法是派遣家裡的少年、青年或老年成員出外，建立海外網絡，逐步決定去留。但這需要比較好的家庭關係和適應能力。
總的來說，我的勸告是，香港太擠擁，移民是香港生活的常態，是我們尋找發展機會或退休安居的正常決定，去了也可以回來。你年青的話，外地又有親友照顧，也可求學，那麼移民不是困難的決定。恐懼是理性決定的敵人！不要因為恐懼而移民，不要因為泛民港獨派移民而影響你的決定，因為他們不是你的親戚，他們反而要你在香港捐錢照顧的。目前的香港經濟和政治情況，不足以令你有現實上的威脅，反而因為香港人那種高傲和愚昧而產生的防疫暴政所引致的經濟凋蔽、社區拆散和人情冷落，才是我們此刻真要擔心的東西。
國師坐大廳，大家唔使驚。
後記：
香港生存的小提示：不要碰觸國安法，不要自稱港獨，其他什麼都沒事（我的城邦派一直都是以此為依歸，故此全員沒事——除了幾個叛徒因為投向港獨而自己驚怕而逃走英國，其實無此必要的）。不要懼怕政府洗腦，因為我們香港人本身很毒辣也世故，那些在國安日安排小朋友玩機關槍在模擬地鐵鎮壓的老師，只是要玩殘國安教育——我做共產黨的話要批鬥他們的。政府福利可以盡量要。謀生方法要多元化，朋友要多結交，親戚要多團聚，因為經濟衰退了。
中國和周邊地區是有機會發生戰亂的，如有條件，留港的可以準備離岸的戶口、物業及貴金屬，糧食儲備或自己的糧食供應網絡（例如同道的糧食倉庫和食品供應）也要有。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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