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〇年的災難，不是疫病，而是醫學權威的淪落，醫護變成暴政的打手，公共衛生行政變成秘密國家警察（Geheime Staatspolizei，簡稱「蓋世太保」Gestapo）。
講一段生活故事吧。星期日晚上，我在ViuTV看日本的《恐怖醫學》（節目主持人是北野武）的時候，劇情總會是這樣：一個長期受腰痛、背痛、胃部灼熱、手腳乏力或頭暈的中年病人，屢醫無效之際，詢問另一位經驗老到的醫師，聽取第二醫療意見。老醫師的做法與年輕醫師不同。年輕醫師會依照病人的症狀，做各種的血液化驗和透視照鏡，X-光、超聲波、內窺鏡、磁力共振等等，之後依照發現的結果來醫治，如果發現沒異樣，就只是給予痛症的舒緩治療。老醫師的看病方法，是徹底詢問病者的症狀，生活習慣，也會邀請病者的配偶協助詢問，找出一些病者自身不會察覺的情況。老醫師在詢問一切相關病情之後，按壓病者身體，或請病者活動一下，取得感覺，推敲病情之後，才做病理的化驗或照鏡。這是舊日的專業自主。
老醫師的做法，是以醫師自主和以病者為主體的做法，這是傳統的診治方法，也是恆常該是如此的診治方法。好可惜，這種方法只是存於老一代的醫師。因為，醫治的過程，是醫師自主的，不依賴醫療制度和病理學服務的。新一代的醫師從訓練到醫治，都是採取依賴制度的方法。
根據韋伯（Max Weber）是古典社會學，人民信賴制度，願意與制度打交道，願意遵守科層組織的程序（舊稱「手續」）來處理公共事務，這是現代與否的一個標準。然而，韋伯沒想到，人民與制度的關係是動態的緊張關係，過程必須有鬥爭，一旦全然服從，現代制度就沒有意義。不是說制度會腐化，這是必然的，而是說，人民與制度的動態平衡關係消失，合理的關係結束了。現代制度變成封建王權，而且比封建王權多了民主授權的合法性。
刻下我們社會發生的是制度性的失敗（institutional failure），由關切到公民身體的醫學開始，由具備強制性質的公共衛生行政開始。
去年，香港的醫護在維護反政府的鬥爭，示威者千方百計防衛他們，特別是在理工大學堡壘戰。政府看穿了香港人信賴醫護的弱點，於是，今年利用醫護來執行公共衛生專政。過去的因，今日的果。
Source: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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